2019-11-21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要恢复经济活力,须先纠正‘创新体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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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力产业是通过对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对标与追赶成长起来的。但如今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最近十余年间,引领未来的新产业群没有出现,而后发国家的追赶却十分猛烈。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创新分科主席、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李根兼任经济追赶研究所所长,一直从"追赶"的视角冷静分析我国经济与产业的现状。最近他就任经济人士的研究与讨论团体首尔经济学家俱乐部会长。李教授在15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我们正处于因监管导致新产业无法开花结果的'创新体系失败'之中","为了经济的活力,政府现在应当放手。"李教授尤其提出:"财政要用,也要用对。应把资金投向与新增长产业相关的数字基础设施,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若从追赶的视角诊断我国经济。

△追赶的概念常被理解为模仿,但在追赶理论中,追赶意味着缩小差距,即缩小国家(先进国与后进国)之间、企业之间的差距。追赶的核心也被称为"追赶的悖论",即"只靠追赶无法完成追赶"。所有追赶都始于向先行者模仿学习,但如果不开辟与先行者不同的经济模式或不同的路径,就不可能实现。追赶与超越的机会之窗在新范式到来时打开。在新范式出现期,先行者常常想停留在既有范式中,当先行者陷入这一陷阱时,后发者可以率先选择新范式实现飞跃。韩国正是这样超越了日本。数字技术出现时,日本比韩国迟了10年。韩国率先选择新范式,超过了停留在模拟技术、陷入先行者陷阱的日本。现阶段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同样是不陷入先行者陷阱。

-但从现实看,我们似乎也正陷入先行者陷阱。

△先行者是既有技术的强者,因此在新技术出现时会忽视它。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等许多先行者明知如此却仍陷入这一陷阱。我国也可能陷入这种错误。而且我们在主力产业中正受到中国等的猛烈追赶,在新技术领域已经落后。这体现为盈利能力下降,股价多年停留在箱体区间。这就是主力产业的现状。

-如您所说,产业各处似乎都被中国超越了。

△回看韩国追赶日本的时期,像信息技术(IT)这样周期短的产业追赶很快。中国在这类领域也在快速追赶,但周期长的材料、零部件等速度较慢。韩日之间的追赶模式在韩中之间也大致相似地重现。虽然也有仍在追赶韩国的产业,但电动汽车、IT服务、共享经济、移动、金融科技等新产业,在我们进入迟缓期间被中国超越并先行占据。仅看汽车,汽油车与韩国存在差距,但中国跳过这一阶段直接转向电动汽车,如今电动汽车市场已比韩国更大。这是中国有意采用"飞跃战略"的结果。

-我们的核心产业半导体情况如何?

△半导体一旦出现新的世代标准,既有芯片就会从市场上消失。因此中国无法采用带着低端(低规格)芯片进入的战略。中国也知道这一点,想采取跨越世代的飞跃战略。但风险大、投入资金多,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保持优势。不过中国有可能进入细分市场。以定制型半导体而言,目前的竞争者是台湾,但最终会是中国。其(追赶)速度比存储器更快。

-在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中,我们不是追赶者吗?

△由于零部件与材料产业的特性,追赶需要时间。因此韩国追上日本耗时很久。在追赶迟缓之际,日本这次对韩国下绊子反而可能转危为机。零部件与材料是韩国长期缓慢但持续追赶的领域。我们一旦掌握这项技术和市场,中国就很难轻易跟上。(正如最近出版的《2020韩国经济大展望》中所强调的)要使政府投入材料零部件装备领域的资金产生相应效果,就应弹性适用每周52小时工作制,并灵活处理ACT ON REG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化学物质管理法等,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有不少人指出我国产业整体活力下降。

△中国各产业的第一名每五年更换一次,是极具活力的经济结构。相反,韩国各产业的第一名一成不变,经济活力在下降。这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监管环境的问题。对新企业的进入门槛很高。用于经济开发的所有资源(资源、材料等)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是追赶时代的遗产。政府应在一定程度上放手。但它已成为既得利益,官僚们放不了手。因此企业才纷纷走向海外。

-如何才能打破监管?

△希望能划时代地宣布负面清单制,除列举的少数几项外一切都可以做。这比监管沙盒是更根本的变化。这并非易事,最终需要总统有意志去推动。本应在任期前半段力量充足时推行,如今已是后半段,有些迟了。不过正因经济不佳,反而可以以此为名义发起挑战。哪怕为了经济复苏,也应呼吁打破监管。

-为提升主力产业竞争力还需要哪些战略?

△就像三星集团的超级差距战略那样,提前一步进行投资。要么跑得比中国更快,要么率先进入新领域。新产业已被中国先占,难度较大,但他们尚未涉足的领域是生物医药。生物医药是韩国抓住了机会的产业。虽然也在挑战生物新药,但应先培育生物类似药。类似药是韩国最先开发的,非常有前景。成功概率方面,新药不足5%,而类似药至今为100%。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应侧重哪些方面?

△要寻找缝隙。从宽泛的角度看,像数字健康系统这类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五大技术(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之内的领域,是可以瞄准的方向。韩国在医疗技术上具有优势,数据库(DB)也都齐备。

-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似乎受阻于监管而难以推进。

△普通民众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认知度很高,但监管壁垒比美国、中国、日本更严重。不仅是生物医药这类成长型产业,第四次工业革命整体都需要放松监管,但推进速度很慢。韩国过去因没有技术而无法建设基础设施,如今有技术却因监管做不了。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这是创新体系的失败。与创新相关的制度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称为创新体系,当相互作用不顺畅时就称为体系失败。这是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相对的概念。要克服体系失败,必须打破监管并建立人才供给体系。生物医药领域人才尚可,但大数据或AI方面培养人才的专业体系过于僵化。首尔大学要调整招生名额,必须获得教育部许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什么、怎么做?

-国家政策是否反而堵住了人才供给的源头?

△仅以核电为例,要安全维持现有核电站也需要技术人力供给,但急剧的政策转向正在造成市场扭曲并冲击人才体系。需要适应时间,但所有政策都很急剧。

-企业方面表示,大学未能为产业现场提供合适的人才。

△需要建立维持知识与专长的体系,例如就特定主题由学校指导力量与企业合作开设教育课程、设立资格证书等。这些就是新的数字基础设施。韩国之所以很好地适应了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中心的第三次革命,是因为建好了所需的基础设施——超高速互联网网络。第四次革命时代必须建设数字教育、数字健康、数字金融体系等数字基础设施,但我们毫无概念与准备。财政应用在这些地方。

-如您所说,如何用好财政似乎更为重要。

△短期看是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长远看核心是能创造成长产业的数字基础设施。仅把数字基础设施做好,就能具备让韩国经济跃升的体系。像现在这样往无底之桶里注水式的财政投入,几年后将变成负担。

-最终还是要提升成长动力,即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近来每年下降0.2%。原因是老龄化以及投资不振。同样的劳动力未能高效利用也是原因之一。美国、法国的潜在增长率反而上升了。法国提高了劳动市场灵活性,美国降低法人税以引导企业投资。如果不对创新体系动手术而照旧前行,潜在增长率可能降至1%区间。

-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增强民间活力。

△大企业可以靠关联业务培育,但初创企业有很多好想法,在培育过程中受挫、被埋没,令人惋惜。这是先行者变成先亏者的局面。政府大量投钱,创业风险企业数量确实在增加,但能否长期坚持是个问题。跨越死亡谷的企业并不多。创业到上市耗时很长,被既有企业并购(M&A)的情况很少发生。在美国,这是在企业公开(IPO)之前快速回收投资(退出)的选项。我们做不到的原因之一,是把大企业收购视为负面。必须改变认知。包括MRFTA在内的法律层面也是障碍因素。如果出现很多不进大企业就业、把公司做大后卖掉而赚得盆满钵满的案例,创业氛围自然就会提升。/金泳基 论说委员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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