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1 | 정상범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为一家营收268亿韩元的创业公司而躁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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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总统"与国民对话"缺了创新

朝三暮四的政策让TADA成了罪犯

亟需保障国民出行便利与选择权

以及可自由进出的企业环境

文在寅总统前天举行的"与国民对话"在多方面令人遗憾。在韩国国内颇为陌生的市民会堂式会议本身如此,散漫的讨论结构和杂乱的进行方式等处处让人不适。对于最受关注的就业问题,他表示遗憾;对于房地产问题则强调有信心,但市场反应并不理想。青瓦台看重的是无隔阂的沟通,但要给国民带来未来愿景和信心却力有不足。既然如此,倒不如就创新增长展现强烈信心更好。因为并非打压房地产,而是对作为韩国经济希望的初创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才能为未来植入希望。

事实也正因政府朝三暮四的政策,初创企业界的不确定性与混乱日益加剧。为了掩盖政策失败而一味临时应变或打补丁,结果陷入不伦不类的恶性循环。近来引发争议的TADA问题就是如此。TADA在获得主管部门韩国国土交通部合法的法律解释后开始服务,却在事后被指为违法者而饱受折磨。国土交通部在出租车业界反弹加剧后,不仅未加调停,反而只急于逃避责任。更不该把出租车业界的困境说成似乎都是TADA造成的。

作为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大国,韩国却因一家营业额268亿韩元的创业企业而动荡,这是件羞耻的事。回顾迄今的出租车政策更是如此。1990年为15.5981万个的出租车牌照,到去年增至24.5385万个,28年间增加了约9万个。相反,同期每辆出租车的日均运输人数从79人减半至40人。这是因为未能读懂公共交通体系扩大、私家车增加等时代变化而滥发出租车牌照。出租车司机也一并遭到指责。但出租车服务改善的失败以及由此给国民带来的不便,难道只是因为贪婪经营者的私心吗?相比之下,以出租车总量、费率许可制、限行制等种种规制捆住出租车产业,同时阻挡新型出行服务引入的政府,责任最大。

出租车产业的收益性早就亮起了红色警报。这是管理牌照总量的政府造成供需严重失衡所致。这也是出租车数量过剩,却在上下班、深夜等真正需要时难以打到车,即使勉强打到也要忍受野蛮驾驶的原因。

政府现在应当承认公共交通政策的失败,并朝着提高国民出行便利、扩大选择权的方向推行政策。只有在全面负面清单原则下能够自由进出,多样的出行创新服务才可能出现。如果在年规模10万亿韩元的出行市场上激活投资并创造新的岗位,类似TADA的服务将会更多。也就是说,必须摆脱既有的规制框架,以面向未来的思维来处理。

古语有"吴牛喘月"之说。意指吴国的牛看到月亮也误认为太阳而喘息,一旦受过惊吓,见到相似之物便先自胆怯。这或许正是对稍有风波便只顾看人眼色的韩国政府最恰当的话。

现在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须就TADA问题作出结论。连创业一年的新生企业TADA这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又如何能高喊创新增长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若认定有错就让其停业,否则就果断允许,必须明确决定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免于沦为落伍者。这想必也是今晚仍要在寒风中跺脚打车的市民们一致的愿望。s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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