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大邱、营业收入达1000亿韩元级别的汽车发动机制造商A公司。该公司的金某社长近来夜不能寐。原因在于总承包厂商业绩低迷,加之环保车比重扩大,三四年后的前景一片模糊。金社长坦言:“今年营业收入已跌至700亿韩元级别,在亏损的局面下,业务重组只能在脑子里转转。”他表示:“周围的社长们也都感叹处境就像‘正在倾斜的船’”,“据我所知,在水面下试探并购(M&A)的企业也不少。”
中小企业并购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仅以汽车零部件为例,就交织着△产业范式转换(内燃机车→电动车、自动驾驶车等)△现代汽车集团等总承包厂商业绩低迷△全球采购扩大带来的各自求生氛围等因素。产业范式变化可谓冲击巨大。目前汽车零部件行业中,70%为机械、30%为电子。但到10年后的2030年前后,电子将占到70%,压倒机械。换言之,这意味着相当多现有零部件企业将失去订单。另一方面,现代汽车与Samsung Electronics的零部件企业本应合作谋求大型化,但目前韩国产业生态圈相当封闭。相比之下,日本汽车企业本田与电子企业日立旗下公司之间的异业融合十分活跃,形成鲜明对照。产业研究院的李恒九博士认为:“10年前美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有3万家,如今只剩5300家”,“韩国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少则4300家、多则达1万家,极端地说可能只有30%能够生存。”他指出:“如果不能通过并购实现大型化,就难以降低成本,最终同归于尽”,“仅汽车领域,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进入后协作企业增多,但由于信息不足、对其他企业的敌对心态等,别说合作,大家都忙着自我收缩。”
除了封闭的产业生态圈,执法监管部门也成为结构调整的负担。信息技术(IT)零部件行业的一位首席执行官(CEO)坦言:“考虑到并购而紧急筹措资金,不知当局怎么知道的,竟前来调查资金来源,让我大吃一惊”,“到底是让我重组业务还是不让重组,当时觉得莫名其妙。”
围绕并购的各项环境并未改善,但需求却日益增加。仅工业园区而言,说被“焦土化”并不夸张。开工率已降至平均77.5%(截至今年6月)。与文在寅政府成立前的2016年相比,下降了多达5.3个百分点。据说条件较差的首都圈周边工业园区更为严重。始华工业园区今年开工率为67.9%,低于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半月工业园区也仅为72.3%。这展现了制造业崩塌的真实面貌。反过来看,通过并购进行业务重组同样迫在眉睫,问题在于现实并不顺利。一位风险投资业界高管建议:“想卖的企业没有吸引力,而稍有成交可能的地方,对并购态度消极的CEO不计其数”,“信息严重缺乏也是障碍,要激活并购,既要打造见面的平台,水面下的并购窗口也要活跃运作。”一家大型建材企业的规划高管介绍说:“建筑业景气过于低迷,营业收入1000亿韩元以下的企业中,明年上半年将有一大批面临关口”,“我们正密切关注待售标的。”
个体经营者的结构调整也很严峻。韩国个体经营者比重为25%(2018年标准),政府判断应降至发达国家(10%)的水平。不过考虑到急剧结构调整的弊害,政府将目标定在15%左右。对此,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长官朴映宣表示:“将全力做好对停业者、有意停业者和转业者的支援与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