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9 | 정상범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用国家资金填补政策失败……应尽快建立财政支出核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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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预算季来临,围绕国家财政是否适度的争论十分激烈。编制了明年扩张性预算的政府甚至提出“庄稼不能烂在仓里”的逻辑,鼓励把剩余预算也全部花光;而在野党和学界则反驳称,必须防止财政万能主义的弊害。国民对国家财政状况的担忧难免加剧。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朴亨秀(前租税财政研究院院长)强调:“国家财政从根本上无法替代市场的作用”,“应尽快构建维持财政健全性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为提高日益激增的财政支出的效率,纪律与节制极为迫切。

-国会正就2020年预算案进行最后阶段的审议。明年编制了513万亿韩元的超级预算。

△包括明年在内,财政支出增速连续三年超过名义增长率的两倍,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支出如此增加,大致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称要建设共同富裕的国家,大幅增加了福利支出。以实现竞选承诺为名,把钱提前花掉。第二,执政初期动用了多项政策却不见效,于是用财政来堵漏。相当于用国家的钱来填补政策失败和副作用造成的问题。最后,以景气不佳为由,连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和对产业界的支援都无节制地扩大,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政府的立场是,要救活困难的经济就需要“引水”。您认为真的有激活经济的效果吗?

△从明年预算内容看,在效率方面几乎没什么可期待的。政府支出集中在福利与就业、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培育、生活型SOC等四个领域。但没有一项能期待效果。仅生活型SOC而言,就要仔细算算对经济有什么帮助。修路还算好些,只是建图书馆、修上下水道则力所不及。大部分地区的夙愿项目因缺乏经济性连预备可行性调查都没通过,却要用政治方式解决。本应以效率为重来解决,如今却是把经济政治化的结构。把财政当成自己的钱,大把撒在不相干的地方,难免有人说这是用国民的税金搞竞选活动。

-但从扩充社会安全网或收入再分配的角度看,政府的作用不是必要的吗?

△以我国条件而言,进一步强化再分配政策是对的,但问题在于与其他国家相比效果差得多。规模如此,从政策手段看效果也低。福利政策若不讲效率只管支出,传导效果必然下降。例如仅看儿童津贴,收入越高领得越多。引入初衷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不止一两处。实际上政府说在努力推行福利政策,却几乎没有效果。因为一开始就是包装华丽、内里空洞。

-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都在积极推行现金福利。也有观点认为这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政策效果反而更高。

△政府辩称不花行政费用,但是否真正投到必需之处令人怀疑。尤其是现金福利有问题。实物会用到需要的地方,现金则不问不查、也不知用在何处就发出去。看看青年求职津贴不就是这样?有人主张普惠福利不产生行政费用,却完全不考虑通过筛选和管理支援对象来提高效率这一面。把这巧妙地说成是公务员吃掉了费用,岂不是诡辩?现金福利一旦放出就难以收回。这正是更需慎重的理由。现在该是系统检视支援政策、通过事后评价最大化政策效果,从而转向定制型福利的时候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不是建议韩国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吗?这也是政府和执政党的主要论据。

△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建议扩大财政时提出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韩国的国家债务比率相较发达国家仍有余力。二是租税负担率相对较低,应当增税。所以是建议同时扩大税收与支出以应对景气低迷,积极去解决问题。只是要在财政不至崩坏的范围内。一句话,是在扩充税收的前提下放开财政。但政府只选择性地接受自己想要的。支出要增加,增税则因选举而不行。本意是把增税与国家债务适当搭配来推行政策,却对此置之不理只扩大支出,令人遗憾。

-最近在某论坛上,有人把支出增幅扩大而税收增幅减少比喻为“鳄鱼之口”。对财政危机的不安也在日益上升。

△钱放出去了,景气却没起来并陷入恶性循环,那就是财政危机。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反而要进一步增加支出的恶性循环将会到来。最重要的是,租税的基本功能是筹措国家财政,无视这一点是大问题。公然只顾支出,令人憋闷。此前曾强调,要增加支出仅靠提高法人税不够,必须推动增加税收,但未能付诸实施。税制改革方案也把各种诉求一次性塞进去,搞成综合礼包,难以期待政策效果。

-政府也表示,随着税收减少,明年将着手支出结构调整。

△要守住财政健全性,就需要通过更有力的支出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在不大幅增加国民负担的情况下运营国家财政。特别是应把分散在多个部门、无法产生实效的各类相似、重复项目加以整合撤并,并依据政策优先顺序对现有项目进行根本性重新审视。在这一点上,应效仿主要OECD国家的做法,尽快引入在跨部门层面检视财政支出、更果断抑制支出的“战略性支出审查制”。

-也有很多说法称财政纪律已经崩塌。

△通常编制预算时总会削减一两项。今年的预算案中12个领域全部增加。这就是说财政纪律崩塌了。即便放开财政,也要有纪律体系、以不至于大幅崩坏的方式放开,才会有成效、才有权威,而现在并非如此。最近的预备可行性调查豁免、接连编制追加更正预算案、限制国税减免率等,都是财政纪律弱化的明显证据。财政纲纪完全崩塌,财政当局被逼入危机。虽然身体或许轻松了,但财政当局的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地。

-据了解,您早就强调应制定财政健全化法。

△2016年出于对国家负债增加的警觉,以租税财政研究院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要增加支出,就得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增加税收。因此制定了财政健全化法,内容是引入财务准则,把国家债务比率抑制在45%以下。无论保守还是进步,要增加支出就必须同时进行一定程度增税,这是一道安全装置。但在国会受阻,最终以失败告终。

-有很多人指出,过重的税负正在压制企业活动。中小企业界也持续就继承税提出问题。

△我国的租税负担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本届政府以来持续上升是个问题。特别是仅就法人税而言,按企业规模适用不同税率毫无道理。因此会产生不必要地分拆公司、即将成长为大企业的中坚企业大量设立子公司和孙公司的副作用。就此而言,法人税朝着缩减税率级距的方向才是正确的。只对小规模企业免税,同时提高下端负担、降低上端负担。继承税与普通人无关,但对家业传承有必要前瞻性地加以研究。

-增税问题如何?也有意见认为现在到了正式研究的时候。

△依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有必要把增税对象扩大到超出目前的范围。我国的结构是约一半国民一分钱不交,只有高收入者负担很多。因此纳税多的不满不断累积,也难免产生冤屈之感。应让下端也逐步少量缴纳,大家一起把船推起来。这样在享受国家福利时才有名分。本届政府的增税政治色彩更浓。因为宣布只做惩罚性增税,所以不敢触动中产阶层。政府提出中长期路线图,并说明这是其中一环加以说服,国民才会较为信服。越是这样越要打包推进,才能取得“你也交我也交”的共识。可政府却说,是用别人交的税让我受益。等于公然表示用税金向社会捐献。这是最糟糕的增税宣传。税收是给猫脖子挂铃铛的难事。国家领导人本应把重点放在风险管理上。因此应不论意识形态,制定中长期路线图,找到兼容左右的大共识点来推行政策。论说委员郑相范 s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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