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8 | 고광본 기자

[投稿]没有出口涓滴效应的农业…是重新审视贸易利益共享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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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放弃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展中国家地位之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文本宣布达成,农业从业者的忧虑愈发加深。每当农产品市场开放范围扩大,农业界总是以“保护战略出口产业”为名,被迫承受大量让步。政府推出各种农业保护政策以安抚农心集团,农业从业者则期待出口产业的盈余能再投资于农业和农村,形成涓滴效应。但结果总是让步只会招来更大的让步,受益产业对农业的贡献度几乎为零。就这样,每当市场开放扩大,我国农业都不得不正视这种善意牺牲换来绝望的“希望折磨”的冷酷现实。

2015年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之际,曾就以“贸易利得共享制”作为补偿市场开放给农业界造成损失的方案进行过深入讨论。然而,该方案遭到受益产业即大企业的反对而未能立法,作为妥协产物引入了“农业农村共生合作基金”。该制度的核心是接受因签署FTA而受益的大企业的捐赠,用以支援受损的农业和农村。当时曾提出年筹1000亿韩元(10年1万亿韩元)的宏大目标,但截至今年8月,募集额仅为598亿韩元,相当于目标额(3000亿韩元)的20%左右。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公营企业的捐赠。

当时就有不少意见认为,鼓励以追求利润为固有目的的大企业自愿参与来支援农业,这一替代方案本身并不可行。结果,引入不具强制性的制度,与给受益的出口大企业发免罪符并无太大差别。宪法第119条第2款规定:“国家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和收入的适当分配,通过经济主体间的协调实现经济民主化,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这意味着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作用在于调整产业间的利益。因为受益产业与受损产业之间的利益调整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

在难以协调产业间利益冲突时,政府通常通过扩大直接补贴等补助金制度来支援受损产业,但会受到预算制约或WTO削减生产挂钩补贴等限制。因此,贸易利得共享制应在赋予贸易利益调整强制性的准税收政策范畴内推进。有人曾以FTA受益利得与损失测算等问题为由反对引入贸易利得共享制,但FTA实施以来已积累足够数据,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贸易利得共享制是在国家战略框架内重新设计产业间附加价值,通过制度使本应归属于农业的正常经济价值得到结算,从而实现经济正义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要确立并非将其他产业的贸易利得捐赠给农业,而是依据各产业贡献度进行再分配的利益调整概念。举例来说,农业产业贸易收支从2014年的-279亿美元变为2018年的-321亿美元,累计逆差扩大15%以上;而除农业产业之外的整体贸易收支则从780亿美元增至1018亿美元,累计顺差增加30%以上。在笔者看来,计算受益利得与损失额似乎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分析。

引入贸易利得共享制不仅是补偿问题,更是维持和发展韩国农业的国政哲学与国民经济未来愿景的问题。进一步说,它还可以成为有助于粮食安全、农业的环境价值、农村社会的维持与发展,从而减少未来世代社会成本的替代方案。

近来随着放弃WTO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农产品市场开放的浪潮有进一步加剧之势。过去几年被视为已被消耗掉的政策的贸易利得共享制,既是已无退路的韩国农业的迫切心愿,也是对牺牲的正当要求。政府应在为时未晚之前就贸易利得共享制达成社会共识,为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奠定收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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