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急速成长的中国,其存在令冷战后维持东亚霸权的美国感到紧张。以军事紧张为基础的美中矛盾引发了经济战,并迫使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势力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势力最前线的韩国作出选择。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朝鲜半岛对美中双方都是战略价值极高的地区。美国通过韩美同盟在平泽驻扎驻韩美军,在星州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确保了阻止中国进军太平洋的战略据点。中国则适当利用韩中友好关系,期待韩国发挥制衡韩美同盟的缓冲作用。当美中在东亚维持合作关系时,韩国可利用这种战略优势获得外交红利,但两国关系转为敌对时,韩国便无一例外地面临危机。2016年驻韩美军在韩部署萨德引发的中国经济报复,是最鲜明体现韩国困境的事例。
在美中霸权战争激化的危机中,迄今韩国的选择看来接近于偏向亲中的中立外交。文在寅总统仍重视韩美同盟,并支持牵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但细看内里,其比起美国所希望的安保协作更侧重经济合作,采取顾及中国的中立态度。文总统2017年10月为化解萨德部署引发的矛盾,向中国承诺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MD)、不缔结韩美日军事同盟的“三不”,也充分显示了政府的外交路线。尤其是,尽管被称为针对日本出口管制的应对措施,但宣布终止美国为在亚洲牵制中国而倾力经营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更加深了美国朝野对文总统是否已转向亲中路线的疑虑。
多位外交安保专家警告,在美中霸权战争中,文总统的中立路线可能带来加深外交孤立的结果。他们指出,韩国作为东亚中等强国的战略价值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存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稳固韩美同盟。专家普遍认为,一旦韩美同盟动摇,从中国角度看,韩国用以牵制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势必下降。
高丽大学教授南成旭表示:“通过与美国的同盟才能对中国拥有谈判力,中国轻视韩国的行为才会减少”,“若没有支持韩国的国家,中国很可能更加小看韩国”,他批评以垂直等级秩序为根本的中国新中华主义扩张政策。他诊断称:“必须从对中国的幻想中清醒。韩国正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是与美国同行,还是成为国际孤儿,必须慎重判断。”
韩国之所以应以美国而非中国为中心,是因为韩美同盟是制度化的安全保障机制。韩美在6·25战争中并肩作战,作为长期积累的“血盟”,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通过相互防卫条约、韩美驻军地位协定(SOFA)等构成了实质性的纽带。防卫费分担金和驻韩美军基地建设费用等维持韩美同盟的成本确实很高,但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引线”为代表的驻韩美军的存在为韩国创造了无法用价格衡量的价值,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反,韩中关系自1992年建交后发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看似稳固,但回顾2000年大蒜纠纷、2002年东北工程、2012年侵犯苏岩礁、2016年萨德事态等,便可知其基础何等脆弱。自主国防网络代表申仁均建言:“韩美同盟具有确定性,与中国的关系尚属不确定领域”,“若问以何者为基础制定我们的未来战略更好,那么以具有确定性的韩美同盟为基础制定战略,更能确保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