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主导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以意味着大量生产方式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象征经营科学化的泰勒主义(Taylorism)为基础,“经济价值至上的时代”开启。然而20世纪后半期,以硅谷为中心兴起了信息技术(IT)革命,以客户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惠普企业文化(HP Way)”成为新的经营范式,凸显企业活动社会价值的新时代正在展开。
这一趋势近来扩散至金融领域,强调投资社会价值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市场急速成长。此外在国家经营战略方面,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机构也将兼顾增长与分配的包容性增长作为新的开发战略提出。联合国同样呼吁所有成员国遵守涵盖17个领域、169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社会价值至上的时代”正在到来。
强调社会价值的趋势,我们也不例外。文在寅政府在成立初期宣布“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建设包容国家”,提出了要成为可向全世界展示的模板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为此,须满足若干条件。
首先,社会价值必须通过社会革新来实现。可以看到,过去两三个世纪里,世界级企业或国家的经济价值都是通过技术革新实现最大化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电力,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个人电脑与互联网技术就是代表性例证。同样,社会价值也是通过社会革新实现最大化,这是历史事实。例如,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是划时代的社会革新方案。社会革新的传统近来延续为社会企业、社会金融市场的成长。如此看来,技术革新与社会革新可谓牵引现代国家发展的两大核心支柱。
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我们社会中正弥漫着一种轻率的想法:不靠社会革新,而想通过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来创造社会价值。特别是2010年地方选举之后,执政党与在野党争相把讨好选民的社会福利项目用作得票战略,使社会价值创造过程的效率大幅降低。我国企业因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创造经济价值,效率较高;相反,社会价值往往在国内市场由政界以迎合民意的方式推进,因此效率相对较低。
要纠正这一点,就必须在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大胆引入市场原理。应通过社会金融市场,构建让社会革新所需资金流向最善于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革新者的生态系统。托尼·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作为“第三条道路”政策的一部分,于2000年设立“社会金融发展特别委员会”并运营10年,为英国成为社会革新的圣地创造了契机。美国硅谷同样通过承袭向创新企业家同时提供事业资金与经营诀窍的风险投资传统的社会风险投资市场的扩张,引领着基于社会革新的社会价值创造活动。
然而在我国,对依照公务员人为制定的指针所选定的社会企业给予各种支援,致使社会企业家难以成为真正的社会革新者。因此,为促进通过社会革新创造社会价值,必须把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框架从现在的直接支援转变为借助市场原理与社会金融市场的间接方式。在此之上,企业也应加入同时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享价值创造(CSV)”潮流,重生为建设“包容国家”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