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五六岁,已经跳槽六次了。在韩国,在一家公司待久了会被视为有忠诚度,但在硅谷,如果在一家公司待六到七年,就会被评价为没有实力。”
本月1日(当地时间)在美国硅谷见到的A先生,就职于自动驾驶初创企业“Nuro”。这家自动驾驶无人配送服务企业近期在福布斯评选的最具前景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中位列第一,2016年由谷歌“Waymo”出身的工程师戴夫·弗格森与朱佳俊共同创立。A先生表示:“连实习生都能直接向公司负责人汇报,扁平化文化是这里的特点”,“此外,鼓励频繁跳槽等多样经历的灵活劳动环境观念,在整个硅谷根基深厚。”
这并非Nuro独有的景象。KOTRA硅谷贸易馆馆长李英基表示:“整个硅谷是一个生态系统,如果说企业是其构成要素,那么在这个生态系统内人们的跳槽相当自由”,“离开公司创业成功后,再以更高身价回到原公司的情况也很多。”也就是说,企业内部自由的氛围、企业之间灵活的跳槽环境等,支撑着硅谷领先的AI技术发展。
在硅谷,企业与学校之间的人才交流也十分活跃。尤其产学合作被视为硅谷AI竞争力的核心。硅谷企业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投入巨额资金,并以此构建强大的研究生态系统。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曾于2016年出任谷歌副总裁,纽约大学计算机工程系教授杨立昆也兼任Facebook的AI首席研究员。诺亚·古德曼教授同样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心理学与语言学教授,同时隶属于全球网约车企业“优步”的AI研究所。
这样的产学合作不仅让企业能够持续获得优秀研究人力,也成为尽早应用最新AI技术并快速将其发展为产品的基础。李馆长解释称:“这里的大学教授同时隶属于企业,因此在研究时基本上会考虑到该技术能否实现商用化。”
正因如此,全球企业为获取人才投入的金额也十分庞大。据美国招聘分析企业Paysa数据,以2017年为准,IBM为获取AI人才支出63亿韩元,英伟达386亿韩元,Facebook435亿韩元。谷歌和亚马逊的投入远高于此,分别为1464亿韩元和2565亿韩元。英伟达资深经理戴夫·萨尔瓦托强调:“英伟达仅AI相关研究员就有200多人,但考虑到不断扩大的市场状况,这甚至还不够”,“需要招聘更多专业人才并加大投资。”
硅谷也是可称为孕育技术与人才摇篮的初创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尤其风险投资与大企业的巨额投资资金是初创企业的坚实后援。据市场调研机构CB Insights数据,美国每年对AI初创企业的投资金额从2013年的11.47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93.34亿美元,增长超过8倍。AI专业分析师玛丽贝尔·洛佩兹表示:“技术、人才、是否上市或被收购等,投资初创企业的标准有很多”,“近来这家初创企业能卖出多高价格也是主要投资因素之一。”
通过提供多样的教育和开发基础设施来培育初创企业的做法也在活跃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伟达运营着支持共200家初创企业的“Inception”项目。萨尔瓦托经理解释称:“我们提供从基础到高级的专业教育,并提供可使用我们产品进行AI开发的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方式进一步巩固AI生态系统。”
那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洛佩兹分析师表示:“在硅谷AI市场中,民间投资与政府支持的比例约为9比1”,“像硅谷这样的地方,以风险投资为中心的资本本来就非常多,实际上并不需要政府支持。”他接着强调:“反倒是政府介入后,在研究或资金支持等方面必须经过取得各种批准的复杂流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是浪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