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9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后,德国宣布成立共和政体。社会民主党等政治势力在战败的混乱中仍倾注心力推动稳定国家的工作。次年1月1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同年8月宪法获得通过。这便是被视为现代宪法开端的魏玛宪法。当时的德国法律人把各国的优良制度统统引入,制定了宪法。其中不仅包含以国民主权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主义,还加入了社会主义要素。宪法细致规定了总统与议会的权限,保障言论、集会、组建政党自由等基本权。也首次赋予女性投票权与参政权。德国国民曾认为,仅凭魏玛宪法规定的法治国家理念就足以阻止领导人滥用权力。然而这部魏玛宪法也未能阻止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夺取权力。希特勒在选举中高举废除凡尔赛条约、德国重新武装等民粹主义承诺,掌握了权力。此后希特勒操纵总统控制集会与出版,最终通过授权法使议会形同虚设。由此人类再次被卷入世界大战的惨祸。德国的例子说明,无论法律与制度多么优良,若领导人运用不当,也可能招致荒谬的结果。
被评价为完美的魏玛宪法为何未能阻止独裁者崛起?答案或许可以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与丹尼尔·齐布拉特的分析中找到。他们在《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中强调,要使民主健康运作,仅有宪法并不足够,还须有未成文的规范作支撑。他们提出两项规范:相互宽容与自我克制(forbearance)。宽容指承认对方政党为正当竞争者,克制则意味着即便是法律赋予的权限也不随意使用,而是审慎行使。掌权的希特勒无视议会、随意立法、挥舞权力之刀,魏玛宪法因此成了无用之物。
列维茨基与齐布拉特的分析对解释当今韩国的状况同样有用。在韩国,各政党早已不把对方政党视为正当竞争者。国会一开会就变成“动物国会”,正说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不审慎的权限行使。进入文在寅政府后,绕开法网、通过施行令或训令执行政策已成常事。韩国法务部在原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一家的调查过程中因公开嫌疑事实问题引发争议后,通过训令禁止公开刑事案件相关内容。这是可能侵害国民知情权的重要事项,却既未与媒体、也未与国会进行任何讨论。教育部修改初中等教育法施行令,决定自2025年起把自律型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国际高中一律转为普通高中,也是类似情形。韩国金融委员会也在推动修改Capital Markets Act施行令,便利年金基金参与企业经营。现政府以来,类似事例多到难以一一列举。
问题在于,这类政策推进动摇了法治主义的根基。无视国会推进政策,三权分立就会动摇,也会出现与上位法冲突的情况。今后政权更替,政策随时可能通过同样程序被推翻,这也是问题。政策随政权反复摇摆,国民对政策的信任必然下降。
无论有多好的法律或制度,若运用失当,不仅无效,反而只会产生副作用。若因说服国会困难而选择捷径,眼下办事或许容易,最终却会动摇法治主义根基、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应反省,绕开法网滥用政策是否正在摧毁民主主义的护栏。cs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