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4 | 송영규 기자

[五色人文学] “克制”而非“爆发”成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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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气质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曾是笔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就读美术大学时,朋友们成群结队地狂饮,仿佛背负着世上所有的烦恼般慷慨陈词。那是对既有秩序的拒绝与反抗姿态。不,那是借反抗之名的放纵与无度。不,那是为寻找艺术家之路而彷徨的青年期渴望。艺术家的追梦者常常绝望地重复"艺术家式"的姿态,相信只要像艺术家一样生活就能成为艺术家。人们说青年拒绝既有秩序、梦想新世界,其实他们是在拼命寻找可以效仿的模式。而青年模仿的艺术家模式,往往恰恰是社会对艺术家的期待与要求。

过去坐在青年艺术家追梦者肩上的幽灵,大致有这些名字:杰克逊·波洛克、白南准、马塞尔·杜尚。追梦者们很难走出这三人构成的三角形。波洛克被记住为代表冲动倾向的模式,白南准被记住为积极运用新媒介、开辟艺术新视野的人物,杜尚被记住为对艺术自身地位提出根本追问的人。

模仿艺术家与作为艺术家的生活是不同的。艺术家必须确保创作的工具和空间,还要让世界认识自己。有时要让能量爆发,但多数情况下必须冷静。例如代表巴洛克绘画的卡拉瓦乔卷入各种暴力事件,甚至犯下杀人罪。那么卡拉瓦乔是否一直以无法自控的愤怒模样生活?实际上卡拉瓦乔作画的方式极为破格。一般做法是先细致画好底稿再上色,而卡拉瓦乔不画底稿就大胆地在画面上铺开形象。可以推测他创作的节奏也不规律。

但他不可能像20世纪波洛克那样在画面上任意滴洒颜料。甚至连波洛克,看似随意泼洒,其实也深刻意识到色与线构成的秩序,为营造富有节奏感的画面而谨慎作业。用细笔蘸取颜料涂在羊皮纸上的艺术家,在木板上一层层涂抹油画颜料的艺术家,让珐琅漆在地面上滴洒的艺术家,都必须以各自的方式沉着冷静。造就艺术的是节制,而非爆发。

曾有一时,在艺术家之间,"资产阶级式的"是一种蔑称。迎合资产阶级的价值意味着作为艺术家的死亡。这种决绝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欧洲的浪漫主义艺术常被图式化地概括为标举人类自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自浪漫主义以来,艺术家的处境在变得自由的同时也变得危险。过去他们向教会、贵族和君主卑躬屈膝地接受订单,而当这些订单中断后,就必须寻找别的委托者。经过市民革命,艺术家被交到了挤走君主与贵族、新近支配世界的市民阶级手中,艺术被无情的市场法则所俘获。艺术家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跪地行礼,却仍要侍奉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努力博取他们的青眼。

即便处境如此,艺术家们仍抵抗资产阶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状中诞生的达达(Dada),直到充满整个1960年代的抵抗浪潮,艺术家不断推出令资产阶级不适的艺术,动摇了围绕艺术与美的观念本身。然而资产阶级的审美如海绵般吸收了这一切尝试。甚至逐渐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温顺接受既定条件的艺术家"不像艺术家",拿出新奇独特之物才是艺术家的存在理由。在这样的局面下,连拒绝与反抗的姿态也沦为"艺术家式"的角色扮演。

艺术家难道无法摆脱自己所立足的体制吗?人类画下的最古老图画是史前时代的洞穴壁画。李文烈于1970年代末发表的中篇小说《野牛》追溯艺术的始原,讲述艺术与艺术家的地位。这部以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发现的壁画为基础展开想象的小说中,艺术是被集体权力体系排挤出来的人的选项。小说家主张,艺术与权力无法共存,一旦与权力结合或为权力服务就会堕落,也不应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野牛》是把现代观念投射到过去的故事。关于史前美术持续进行的研究让人推测,绘制洞穴壁画的画家未必具有艺术的自我意识。

洞穴壁画也可能是萨满在某种通灵状态下看到的图像。萨满为了把自己获得的启示传达给成员,把无数动物密密叠叠地画在一起。总之可以认为,史前时代的洞穴壁画是以今人难以推想的方式传承知识与灵感的手段。可能是画家受萨满指示而画,也可能萨满本人就是画家。至少史前时代的艺术家比李文烈所想象的更接近权力。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萨满是中介者,只有与超自然的威力相连才能存在。若这种连接减弱或消失,萨满就会被驱逐或被杀。在这一点上,远古的萨满与今日艺术家的处境有相通之处——必须让人梦想此处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让别人做梦的人,自己未必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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