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大幅上调、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劳动环境变化,加之中美贸易摩擦、日本出口管制等全球环境趋于严峻,中小企业界的困境前所未有。尽管政府将明年中小创业企业相关预算定在历史最高的13.5万亿韩元,但现场反应依然冷淡。究竟问题何在?曾作为中小企业厅(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的前身)负责人主导中小创业企业政策的中小创业企业政策学会会长韩正和(汉阳大学经营学院特聘教授)强调:“即便是出于善意出台的政策,如果存在副作用,也应果断修正。”韩会长13日在汉阳大学经营馆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建议:“需要从以投入预算为中心的要素供给型政策,转向谋求市场扩大的需求拉动型政策,实现政策范式的大转变。”
—您近期出任中小创业企业政策学会首任会长。
△在担任厅长期间走访现场,我深切体会到,即便理论上最优的政策,一旦落地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需要与现场协调、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调整,有时次优政策反而好过最优政策。认同由中小企业政策专家共同提出创意并反映到政策中的教授们创立了这一学会。学会将以政策论坛、共生论坛、国际论坛等专业论坛形式运作,基于实证研究与数据,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营。
—明年是中小企业政策出台60周年。有不少人指出,中小企业政策数量繁多,但在成效方面不足。
△1960年7月1日,当时的商工部工业局设立中小企业科,这是中小企业政策的起点。政策大体可分为预算政策与非预算政策。中小企业政策最大的问题是过度偏向预算政策。预算政策最终归结为把有限的预算给谁、给多少、是否给对人的问题,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必然随之而来。以政府资金为由挥霍无度的道德风险,以及没有实力却被选中承接政府课题的逆向选择,就是典型例子。
—您的意思是应提高非预算政策的比重?
△非预算政策大体上属于制度创新。只要做得到位,效果(比预算政策)要大得多。现行预算政策的局限在于,在初创企业创业初期发挥作用,而在进入死亡谷的第五年前后支援就中断了。在最需要资金投入的研发(R&D)高端化和海外市场开拓阶段反而资金断流,出现市场失灵。相反,非预算政策中具有代表性的采购政策,是在判断当下应培育何种技术或服务后,由政府在一定期间进行采购。相关领域自然会产生竞争并实现技术创新。美国的中小创业企业政策彻底以采购为中心。因此必须把范式从要素供给型转向需求拉动型。对新生创业企业而言,为其创造初期市场比单纯的研发支援更有助于生存。
—最低工资上调等收入主导增长政策受到很多批评。
△首先要仔细审视韩国的就业市场。让劳动者通过最低工资上调获益是基本初衷,但火星却意外溅到了自营业者身上。我国就业市场对自营业者的依赖度显著偏高。自营业者比例(25.4%)是美国的4倍,是德国和日本的2.5倍。尤其是收入连最低生计费(以三口之家为准,年1620万韩元)都达不到的自营业者超过整体的50%。提高最低工资,自营业者就要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打零工的人。于是出现了荒唐的收入转移效应。也就是说,经济弱势群体自营业者与另一弱势群体打零工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欧洲发达国家是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时,我国则是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伴随急速产业发展,需要对恶劣劳动条件进行政策干预。企业竞争力提升、收益性改善、高薪岗位增加,整个劳动市场自然会向上拉平。但如今主力产业生产率下降、全球竞争力减弱,企业家的意愿正在被削弱。大企业自不必说,连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也在把工厂迁往海外或出售公司,若再加上高薪结构固化,岗位当然只会减少。这是恶性循环的延续。
—批评文在寅政府亲工会政策的声音不少。
△韩国经济的痼疾之一是财阀权力与劳动权力的默契合谋。过去财阀壮大时与劳动权力处于对立状态,如今双方是共生关系。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部分贵族工会则从大企业获得就业世袭的承诺,不公正行为屡屡发生。还出现为个人利益把损失转嫁给社会的矛盾。这正是所谓“利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好在通过多项监管,财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劳动权力的改革却连手都没能碰。由于劳动权力拥有稳固的既得利益,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两极化加剧,代际问题也在扩大。明年还有选举,更加无从下手。
—要实现创新增长必须激活创业生态,但创业安全网依然薄弱。
△创业者必须完全承担事业失败风险的现有结构,抑制了企业家精神。据统计,一家企业停业平均会产生8.8亿韩元负债和4400万韩元的欠税。失败的企业家中重新创业的比例仅为19%。失败的风险负担甚至被视为创业的最大障碍。刚刚创业、销售额1亿韩元的股份公司要与三星集团这样的大企业一样受商法监管,这是个问题。应像美国或日本那样,在Commercial Act之外另立“公司法”,使创业可以采取多种形态。还应减轻创业企业寡头股东的第二次纳税义务负担。目前,若对法人课征的国税等缴纳额不足,无限责任股东或寡头股东须就不足部分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而在创业企业中,作为寡头股东的创业者或投资者不仅要承担投资本金损失,还要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结果他们更难重新起步。考虑到海外没有国家对寡头股东课以第二次纳税义务,我国也应仅就创新创业企业免除第二次纳税。有必要尽快制定涵盖这些内容的《再挑战支援法》。
—退出(回收)市场的活跃化也被视为紧迫课题。
△我国从创业到首次公开发行(IPO)平均需要11年,到并购(M&A)平均需要7年。相比之下,中国分别为6年和3年。相当于比我们快约2倍。尤其是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全球信息技术(IT)企业进行投资,并直接开展并购。这本身就形成了生态。加之政府通过补贴和公共采购政策积极创造市场。典型例子是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商汤科技(SenseTime),它不仅能进行人脸识别,还能实时分析行人衣着等信息。这家2014年创业的公司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全国铺设闭路电视并采购其技术。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大量参与创业,中国还通过2015年相关法律修订,规定大学或研究所将专利产业化时,可将收益的50%以上归开发者。与其直接向企业大量投钱,不如这样创造市场,搭建让企业在其中激烈竞争并开发创新技术的平台。
—为应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出台了培育材料、零部件产业的各种支援措施。
△韩国与日本是水平及垂直分工关系。围绕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分工,由此形成了全球产业生态。当然,如果大企业采购中小企业开发的优质材料、零部件,那是再好不过。但不能指望靠使命感或爱国心无条件购买。在无限竞争时代,企业只能寻找以最好品质、最低成本生产的地方。这正是全球采购。日本凭借独特的匠人精神,在特定材料和零部件上还确保了积累效应。品质竞争力和价格竞争力与规模经济直接相关。还要考虑随着时间推移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情形。假设我国中小企业以自有技术开发出兼具价格竞争力的材料、零部件。如果日本企业大幅压价会怎样?只要倾销一年,该中小企业就会倒闭。必须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情况,以经济逻辑来应对。反倒是像现在这样一味撒钱,材料零部件装备支援政策本身也可能被滥用。应培育韩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无条件以国产替代并不可取。 /论说委员 郑敏静 jmi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