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3 | 박효정 기자

双罚规定达2200余项…“动辄戴手铐,谁还敢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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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Samsung Electronics(005930)华城厂区发生氢氟酸泄漏事故后,检方除起诉有毒物质管理人员外,还一并起诉了当时任Samsung Electronics基础设施技术中心长、作为用人方的李某(56岁)及Samsung Electronics法人。原因在于对犯罪行为人与法人、用人方一并处罚的“双罚规定”。法院认为“难以认定李某负有具体、直接的注意义务,也难以认定其为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对其与Samsung Electronics一并宣告无罪。

# 锅炉制造企业A公司的员工C在进行冲压作业时因疏忽被机器卷入身亡。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员工本人疏忽占主要因素,法院仍以“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规定的作业环境测定义务及防护措施义务”为由,对A公司代表理事B作出有罪判决。

企业人正行走在监狱围墙之上。即便是与经营判断无关的违法行为,仅因身为首席执行官(CEO)就须承担刑事责任。2016年“干政门”事件后持续三年的企业调查与审判令企业紧张,CEO们不得不对“法律风险”小心谨慎。对企业人刑事处罚的强化,最终势必成为企业经营乃至新增投资的相当负担。

83%为双罚规定

13日,韩国经济研究院对2657项经济法令处罚条款的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实施违法行为时,不仅可处罚该员工,还可一并处罚法人与用人方的国内经济法令处罚条款多达2205项。考虑到双罚规定占全部处罚条款的83%,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代表理事也会成为处罚对象。韩经研指出:“无论法院实际判决有罪还是无罪,法令对企业人的‘过度犯罪化’都可能使企业活动萎缩。”

问题在于,即便是经营层现实中难以掌握或控制的情形,也可能受到处罚。例如《劳动基准法》第110条规定,员工存在延长工作或违反孕产妇保护规定时,用人方可被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金。尤其在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代表理事难以逐日逐人确认员工的延长工作,最坏情况下却可能被人身拘束。

强化产业安全固然理所当然,但只重处罚的法律会令企业生产与投资萎缩。CEO们将产业安全保健法列为最难遵守的法律也正因如此。业界一位人士诉苦称:“在中美贸易争端、日本出口管制等已使经营环境极为恶劣之际,国内监管却在增加”,“产业安全保健法在出问题时多会告发CEO或让CEO承担责任,生产线本身的运营都不容易。”

外籍CEO高度紧张

在韩国经营企业的外国企业人也将CEO处罚规定列为最大难点。驻韩美国商会会长詹姆斯·金提到近期施行的“职场霸凌禁止法”时指出:“美国类似法律只处罚负责人,而韩国在CEO未采取适当措施时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3000万韩元罚金,风险过大。”他还表示:“企业规模越大,CEO被处罚的可能性越高,因此须在韩国经营的美国企业人忧虑很大。”

据韩经研统计,此类经济人处罚规定与1999年相比大幅增加。截至2019年10月,经济相关法令中的刑事处罚条款共2657项,平均每部法律9.32项。较20年前刑事处罚条款共1868项、平均每部法律6.55项增加约42%。按刑罚类型看,与人身拘束直接相关的“有期徒刑或罚金”从1507项增至2288项,增幅最大(52%);“有期徒刑”也从74项增至86项,增加16%。负担相对较轻的“罚金”刑则比20年前减少了7%。

占刑罚条款比重最大的“有期徒刑或罚金”的处罚强度也有所加重。20年前平均刑期为2.77年、平均罚金为3524万韩元,如今平均刑期为3年、平均罚金为5230万韩元。韩经研创新增长室长柳焕益强调:“针对我国企业和企业人的刑罚监管增加到严重程度,毫无过错却被起诉的情形正在增多”,“为了投资与创造就业,需要对刑罚规定进行综合整理。”

阻碍再就业的规定违宪

有观点指出,除处罚规定过重外,阻碍再就业的《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施行令修正案也可能成为过度处罚企业人的由头。韩国经营者总协会表示:“8日施行的本次施行令禁止已执行完刑罚的企业人回到原先任职的公司,违反了保障‘职业选择自由’的宪法。”原施行令规定,因背信、挪用等获取利益额5亿韩元以上而被确定有罪的企业人,仅限制其在因犯罪行为获得财产利益的第三方相关企业就业。但此次连原先任职的公司也在一定期间内不得回归。缓期执行为2年,实刑为5年内禁止任职。财界一位人士称:“连经营判断失败都要因背信挪用被拘留,还不能再就业,谁会去决定投资、去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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