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2 | 김연하 기자

“影子监管”加司法风险…初创企业沦为“准犯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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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从事的是此前不存在的业务,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在所难免,但政府主管部门顾忌既有产业的反弹民意,回避积极的法律解释;本应通过立法予以补充的政界则一味埋首于明年总选和牵涉自身利益的选举法等,对当务之急的经济法案漠不关心。如此一来,现场的初创企业不是增强“只要做就能成”的意志,而是先体会到“做了也不行”的挫败感,恶性循环不断重复。

一家平台初创企业的代表12日在与本报通话时倾诉:“政府主管部门不积极(为初创企业)作出法律解释,只顾忌(出租车业界等)既有产业的反弹民意,其损害都落到了初创企业身上。”他还表示:“像‘Tada’这样资金充裕的初创企业不惜打官司,但没有依靠的初创企业只能选择停业。”

文在寅总统强调培育初创企业,但在现场,初创企业却因法律解释和新的“影子监管”等而逐渐丧失热情。提供补习班校车共享服务的“Reverse Lab”被车型监管挡住而无法取得进展,原因在于即便取消了大的监管,施行规则之类的小监管又会冒出来加以阻碍。由于施行规则要求补习班校车一律为25座,现实中即便在没有学生人数的岛屿山区,也必须运营25座大巴而非小型面包车。Reverse Lab代表韩孝升表示:“补习班班车市场涉及韩国国土交通部、行政安全部和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等十余个相关部门,但没有一处正式管理,因此运行并不合法。”他说:“看到Tada的案例,不知道(成为司法处理对象的)火星何时溅到自己身上,心里很不安。”

也有初创企业在主管部门调解之后仍不得不结束业务。2016年,为深夜时段闲置包车载客提供服务的“Callbus Lab”曾遭到出租车协会反弹,被指无牌照经营者从事非法营业,后经国土部调解获准在深夜时段营业。但由于把深夜巴士运行所需车型限定为每台售价高达6000万韩元的“Solati”级别,原本打算改用价格负担较小的Starex或Carnival的Callbus Lab,正式服务还没做起来就白白损失了数亿韩元投资款。如今它已缩减业务,仅运营包车租赁价格比较应用程序。初创企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警告说:“政府因为民意而表态要解除监管,但到了现场却用看不见的监管为难企业。”“如果把法律解释风险等转嫁给初创企业,第二次创投热潮只会停留在辞令上。”

初创企业界担忧,若照此发展,出现第二个Tada案例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是新兴业务,对于现行法律难以规范的部分,取决于如何解释法律,初创企业可能沦为违法者。

有人指出,政府虽然认同培育初创企业的必要性,但因顾忌出租车等既有产业的反弹,未能及时作出法律解释。厢型车呼叫服务Tada在主管部门国土部作出合法的法律解释后,于去年10月启动服务,但在出租车等行业反弹扩散时,国土部不但没有调解,反而只是观望,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加之与政界利害关系交织,在野党为出租车业界的主张助力,Tada服务陷入进退不得的境地。最终在一年的矛盾之后,检方将Tada服务认定为非法并提起公诉,有批评认为这等于把本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事情推给司法判断,是一种“失职”。对必须与时间赛跑的初创企业而言,这是最糟的局面。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官员表示:“在资源开发、国定教科书等前政府推行的核心课题被打成积弊的情况下,如果把法律解释放宽而出了问题,日后谁来承担责任?”他还说:“各部门内部已经把相关人士举报到检方,指望官僚们积极行动也是荒谬的。”

更何况,在明年4月总选临近之际,政界一味沉溺于政争,对像初创企业这样在地方不能带来选票的议题一贯漠不关心,导致即便政府推动相关立法也无法通过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有批评认为,初创企业与传统产业发生冲突时,政界本应出面协调,却将其用于政争,只是放大了争议。一位相关部门长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倾诉遗憾:“从3月到8月的5个月里国会停摆,(与Tada相关的)法案未能通过。”“如果这段时间国会通过了政府立法,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得到理清,(但并未如此)。”也有人指出,即便通过法律解决,要等到通常需时1年6个月以上的韩国大法院判断,创新性可能会下降。在海外初创企业已陆续进入国内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律风险可能成为拖住本土初创企业后腿的“逆向歧视”监管。业界人士表示:“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快速推进,而在政府和国会都不愿承担责任之际,局面变成只有初创企业要原封不动地承受法律风险。”

初创企业主管部门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正热心于扩散第二次创投热潮,但有人指出,其不足以协调各部门的复杂利害关系。部门相关人士称“以经济副总理为中心,相关部门正在不断协调当前议题”,但问题在于,一旦像Tada事件那样国会怠工,就难以另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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