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银行联合会会长河永求8日在首尔钟路区新门路接受本报采访。河永求强调:“为推动金融产业发展,各位CEO应亲自出面引进全球人才。”/记者成亨周
韩国银行总裁李柱烈近期与各商业银行行长会面时嘱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调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希望金融产业在提升韩国经济生产率方面发挥作用。”但金融产业在历经多次危机之后,竞争力依然薄弱。前银行联合会会长河永求虽已离开一线,但也正因如此能以更冷静的视角谈论金融产业的现实。包括14年行长生涯在内,担任最高经营者(CEO)长达17年的河永求,是韩国金融产业的一部活历史。河永求预测:“金融公司如果持续收购规模较小的海外金融机构,10年内或许能完成令人惊讶的全球并购(M&A)。”为此,他多次强调:“金融CEO应走出国门寻找全球人才。人才培养是金融全球化的核心。”他还强调:“为实现真正的金融发展,如今已到了改变专业主义、银产分离、正面清单式监管等长期阻碍产业发展的框架的时候。”本报8日与河永求会面,听取了其关于金融产业发展方案的看法。
——从银行联合会会长职位退下已过去两年。
△在任时是在金融市场内直接体验,如今则通过媒体和资料等接触大量信息,从客观角度观察。最近对区块链相关产业很感兴趣。
——客观而言,韩国金融的水平如何?
△韩国金融在历经数次危机中不断发展。5年前在世界经济论坛(WEF)评估中甚至被讥讽为低于乌干达,但那是说不通的。当时我曾对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说,调查方法存在问题,请派研究员前往瑞士要求改进。之后WEF改变了方法,从两年前起评价有所不同。我认为若评价公正,与日本并无差距。
——但治理结构等方面仍不断暴露问题。
△提升风险管理和全球能力、推进治理结构(治理)先进化很重要。尤其是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薄弱。看会长、行长与外部董事的任期就很能说明水平。会长是3+3年,而行长是2+1年或1+1年,外部董事也是2+1年。选举会长的人(董事会)任期比被选者更短,这合适吗?这会削弱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制衡功能。行长任期短于会长,也不利于持续经营和接班准备,只会逼向短期业绩主义。国外没有3年任期这种做法。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随时让其退位。任期基本上应当长一些。金融也有周期。上行期和下行期都经历过,经验才会积累。行长在两年里能做什么呢?
——也有评价认为金融发展缓慢是因为官治。
△任何国家都需要对金融的监管和监督,所以称之为监管产业。关键在于如何监督、如何监管。官方为了治理而存在,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只是为官方自身便利而治的官治属于下等。为消费者而治是正确的官治,但干预市场价格并不可取。通过制度来治理才是最上等的官治。宏观审慎监管和监督要彻底,但不必要的监管则需果断破除。为了金融的真正发展,已到了改变专业主义、银产分离、正面清单式监管等长期阻碍产业的大框架的时候。看得见的监管在改善,但看不见的监管很多。为防止监管改革一进二退,对法律或政府监管等实行实名制如何?金融公司也必须改变。要摆脱向当局请求“请定标准、请管制竞争”,习惯并安于官治的面貌。
——金融公司是否仍未摆脱井底之蛙式的经营?
△消费金融发展很多,但企业金融和投资银行(IB)不足。创业金融、风险投资、国际金融、IB等正在活跃,但仍不充分。银行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但与美国相比偏低。利息收入依赖度为90%,海外收益仅为10%。只有加强资产管理、外汇衍生品,并壮大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等手续费收入占比大的领域,才能提高控股公司整体的非利息收益占比。海外扩张如今不是选择,而是必需。
——如何提升IB能力?
△这是长期课题。韩国IB的体量已扩大很多,如今需要质的发展。IB的核心在于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停留在规模较小的国内市场,投资机会和产品都有限。IB不正是比消费金融、企业金融更具全球性的领域吗?必须参与海外市场以培育竞争力。
——金融公司的全球化能走到哪一步?目前仍停留在东南亚。
△但与过去相比,全球扩张已更加活跃。最好从擅长的业务开始分阶段推进。需要经验。先进入东南亚等地经营并培养全球人才,之后凭这股力量在发达国家集中发挥能力即可。
——韩国有可能造就金融领域的Samsung Electronics吗?
△要在全球范围占有30%~40%份额、这种意义上的金融Samsung Electronics是不可能的。这与依靠出口生存的三星或现代汽车是不同的生意。金融在海外同样是监管产业。除香港这类城市国家外,任何政府对外国金融公司的占有水平都有自己的想法。一家金融公司在特定国家占据20%以上是不可能的。(这不正是期待具备相应世界级竞争力的金融公司吗?)问题是韩国版高盛这样的存在是否可能,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时间以及大量变革和投资。无论在伦敦还是纽约,都必须经历与当地玩家共同投资、共同开发的过程。不过我们的投资者基础正在扩大。韩国国民年金、保险公司,这些壮大后自然会发展。日本金融公司发展缓慢是因为其特有的制造业文化。我们更具进取性,在体质上可能比日本更适合全球化。日本系银行海外收益占30%,我们是10%。现在日本更全球化,但潜力我们更大。
——现阶段有可能收购发达国家的金融公司吗?
△做是能做,但即便收购了那么大的全球组织,能否经营好仍是疑问。需要全球人才,组织文化也必须改变。还需要在东南亚等地以规模较小的对象为中心多做些练习赛。人才培养体系和风险管理等还要更完善。(若具备这些前提,5~10年内是否也可能出现令人惊讶的并购?)5年偏快,但10年内是可能的。收购整个全球金融公司很难,但收购其亚洲事业部是可能的。韩国也一定能出现在世界市场通用的金融公司。
——您一直强调人才培养。
△全球人才培养是核心。像现在这样如同压砖块般的公开招聘形式,很难获得人才。因纯血主义,全球人才开发缓慢。应改为从外部引进所需人才,并由他们来培养和开发。去全球金融中心就会发现那里人才众多。大企业的会长会亲自前往硅谷招聘。现代汽车不也招聘了竞争对手的首席设计师吗?应像Samsung Electronics那样,由CEO们建立海外人才库,在出席企业说明会(IR)时见面并把人带回来。
——文化或法律监管是否也是阻碍全球化的因素?
△证券公司以开放心态快速推进,银行则较慢。缺乏能让外部人才发挥作用的薪酬体系和组织文化。中国正在思考香港之后的安排,但即便想以澳门或深圳作为替代,据说因不是依法而是由人进行任意支配的问题而难以顺利。这正是外国玩家最看重的。
——您认为国内银行间还需要更多并购吗?
△将来在海外要与外国竞争对手比体量时或许如此,但目前我持怀疑态度。银行之外的并购更有必要。美国金融公司40%是非利息收益。保险、资产管理、证券部门不壮大,40%的非利息收益就不可能。如果互联网专业银行增多,银行与其合并也会是好事。
——衍生结合证券(DLS)亏损正引发争议。
△从大局来看,银行是零售商,国内证券公司是中间批发商,资产管理公司是把原材料拿来装瓶的灌装(bottling)公司,全球IB则是DLS的原始制造商。制造商若最终消费者是个人,最好不要制造这类高风险产品;对产品结构和风险理解度相对较高的国内证券公司,不应将其转给零售商。当然,银行在销售产品时本应说明风险,只卖给能够承受的客户。制定对策时,最好从制造到最终销售的全周期来审视。投资者也必须牢记,能带来高于国债收益的产品,必然伴随相应的风险。银行应将思维从供给者中心转向需求者中心。最重要的是要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曾有两次全球危机,您认为危机还会再来吗?
△金融反映实体。发达国家经济的脆弱性长期存在,国际金融市场不能说是安全的。若低利率持续、流动性不断泛滥,就意味着实体经济脆弱。风险也就相应存在。流动性充裕时,危机的种子就已孕育。主要国家经济好转而加息或缩减流动性时,就会像2013年和2018年的紧缩恐慌那样,市场出现利率上行的发作症状。危机往往在信用等级低而国家负债高、或企业急剧增加负债的国家爆发。绝不能放松警惕。/论说委员金永基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