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两年前,金英兰(64岁)离开故乡釜山,来到儿子夫妇居住的首尔永登浦区。她在花甲之年仍毅然迁往其他城市,是因为儿子和儿媳含泪恳求“帮忙照看一下孙子”。双职工的儿子夫妇当时有一个18个月的儿子,但因在加分上不及“双职工多子女”家庭,接连未能进入附近的托儿所,于是向金女士发出SOS(紧急求救信号)。到陌生的首尔后既无熟人,还要整天只照看孙子,但儿子苦苦相求说,夫妻中若有一人辞职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她难以装作不知。“孙子真的很可爱,可从早上一直照看到孩子们下班,晚上睡觉时腰啊肩啊没有一处不疼。丈夫说‘别再看了,回釜山吧’,但我清楚儿子家的处境,他们结婚时没能帮上忙,就想用身体来偿还。”金女士说“最怕的是身体突然出毛病”,并担忧地表示:“我去这个小区的老人活动室说‘我是来看孙子的’,就听说那栋楼的某人、这栋楼的某人,照看孙辈几年后都得了重病。”
#. 居住在首尔松坡区、在一家中坚企业任科长的郑承敏(38岁)正认真考虑辞职,因为两年多来一直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园、张罗饭食的娘家母亲韩顺子(69岁)上月突然被诊断为胃癌1期。郑女士的母亲在体检过程中早期发现癌症,确认处于可以切除的良好状态。尽管如此,郑女士说自己总是自责,觉得母亲患癌的原因似是自己请她帮忙看孩子。她叹息道:“我三十多岁才生孩子,自己养孩子都不是一般的辛苦,如今非常后悔当初觉得娘家是可以放心托付的地方而依靠母亲”,“看到母亲怕身为职场妈妈的女儿为难而不露声色,心里就像塌了一样。”
祖母、祖父等祖辈照看孙辈的所谓“黄昏育儿”正成为社会问题。有观点指出,被推向黄昏育儿的老年人承担并非自愿的育儿工作,所经历的身体与精神负担日益加重。也有批评认为,在政府作为低生育率与照护空白解决方案推出的公共育儿助理事业因诸多问题未能落地的情况下,育儿负担被原封不动地压在了各个家庭身上。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委托育儿政策研究所进行的“2017年托儿所使用者满意度调查”,在托儿所上下园前后由父母以外的人照看的情况占全体的28.1%,其中祖辈高达95.9%。按类型看,外祖母的情况最多,为56.8%,其次是祖母38.8%,祖父与外祖父各仅为1.4%。这意味着最终是祖母为自己的女儿或儿子承担起育儿负担。特别是双职工女性向亲生母亲而非婆婆求助的情况较多,“为已婚女儿提供售后服务(AS)累弯了脊梁”这样的说法在老年人之间公然流传。
然而,他们连应有的待遇都得不到。据“2018年全国保育实态调查——家庭调查报告”,为亲属提供育儿支持服务的祖辈中,定期获得现金的仅占38.5%。金额方面,100万韩元以上占31.6%为最多,但22.8%回答为50万至59万韩元以下,14.7%回答为30万至39万韩元以下,平均金额仅为70.3万韩元。这远远达不到民间育儿助理每小时1万至1.2万韩元的水平。这意味着,像为儿子夫妇进行黄昏育儿的金英兰一样,许多老年人代替身陷工作与育儿双重困境的子女整天照看孙辈,却连应有的养育费都拿不到。调查还显示,不仅没有经济回报,承担繁重育儿而健康恶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据“2018 未来资产集团退休生活趋势调查报告”,祖辈照看孙辈时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体力极限”(55.6%,可多选)。2003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以1万名每周照看孙辈9小时以上、年龄60岁前后的老人为对象进行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高出多达55%。
尽管情况如此严重,政府却表示难以提出有效对策。数年前,政府为解决照护空白问题,曾考虑将祖辈也纳入政府支持的育儿助理事业的支持对象,但遭到“难道是不去建设公共保育基础设施,反而鼓励黄昏育儿吗”的反对,讨论本身即被搁置。包括首尔瑞草区在内的部分地方自治团体为解决这一课题,正推行向完成育儿教育的祖辈在一定期间发放津贴等“孙辈照看者”特色事业,但若公共保育基础设施建设未先行,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前述现状数据也只是针对保育对象“托儿所幼儿”的问卷调查,未能充分反映实际承担黄昏育儿的中老年人所面临的困难。对此,女性家族部相关人士回应称:“政府层面没有关于黄昏育儿的正式立场或相关政策”,“不过为承担黄昏育儿的人群,各地区健康家庭支援中心提供祖辈养育指导项目等,试图间接缓解(黄昏育儿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