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项制铁建设正如火如荼的1970年2月3日,朴泰俊社长前往青瓦台拜访朴正熙总统。朴泰俊仿佛下了决心般开口:“设备采购程序存在问题。”采购过程中说情之风极为严重,他因此向总统求援。朴正熙总统递过便签纸说“把刚才说的内容简要写下来”,朴泰俊便写下采购原则与对策。朴总统当即让朴泰俊写下“浦项制铁对资金运用与采购行使全权”的内容,并在便签纸左上角亲笔签名。朴泰俊将这张便签保存了十余年。浦项集团的人们称其为“纸马牌”。正因总统挺身充当挡箭牌,使其不受任何外部风浪左右,浦项集团才得以崛起为世界第一的制铁厂。
在经历了工业化曲折岁月的今天,朴正熙的纸马牌对企业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1月15日青瓦台迎宾馆。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晚代表130名企业家向文在寅总统道出心中之言。“西方用300年才实现的工业化,我们在半个世纪内就实现了。我们的企业还处在青少年期。旺盛的时期难免有失误,但请您看看那些向前奔跑的企业。”他对反企业情绪的郁闷,正原原本本展现了今天韩国企业的处境。
任期过半的当下,文总统对企业家想必心有委怨。偏偏从他们那里听不到友善的声音。看企业家问卷调查,对经济政策的评价是D,好一点也就是C。企业向海外流出连日创下最高纪录。他一个月数次走访经济一线,他们为何如此关闭心门?
多位辅佐文总统的官僚坦言,就任后首个行程前往仁川机场公社宣布“非正规职归零”是个失误。本想照顾支持层,结果被打上了收入主导增长就是政策全部的烙印。依赖感性的政策代价惨重。现实恰恰相反。没有雇佣弹性的民间企业反而增加了非正规职。这是“善意的悖论”。作为国政另一支柱的创新增长形象随之崩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将经济主体“搞经济的意志(the will to economize)”视为发展的关键。让一国经济主体的意志得以存活,责任在总统。与文总统几乎同期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7月在参众两院的演讲,与刘易斯之言相互呼应,令人深思。“帮助企业的政策不是为了富人,而是为了国家。以为不守护企业也能保护劳动者,这是误判。”法国失业率从超过10%降至8%、创业企业以两位数增长,并非白白得来。法人税下调等亲企业政策,与总统对劳动改革的意志相结合,才让法国企业家欢欣鼓舞。
那么文总统就无法与企业家同行吗?这很难,但也可能很容易。钥匙正是总统的“真心”。若以为同时会见100多名企业家、端着咖啡杯在青瓦台庭院里散步就能打开投资之门,那是错觉。那样的编排是“做作”。哪怕只有一位正在打经济战争的企业家,也要与他彻夜碰杯米酒,听听活生生的话。必须彻彻底底了解现场中哪些监管在卡住脖子。也要对破产企业家凄惨的诉说敞开耳朵。这样的事一点点积累,真心才能传达出去。
去年去世的前荷兰总理维姆·科克,在担任总工会委员长时,面对国家因过度福利陷入危机,甘愿被骂作叛徒而缔结瓦瑟纳协议,治愈了“荷兰病”。企业家想要的不是宣布华丽愿景的姿态,而是与阻挡投资的利益集团、工会进行彻底辩论的总统。也就是“说服左派的左派总统”。那才是能给企业家的“心之马牌”,也是当下大韩民国所期待的总统形象。/金荣基 论说委员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