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曹国风波的关键词是不公正。年轻人之所以对曹国事件愤怒,原因也在此。不公正游戏导致的学历世袭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世袭,在曹国事件中再次得到印证。在此过程中,要求50、60岁既得利益阶层退场的声音也在社会各处蔓延。那么,国家和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政府的力量来自财政。不幸的是,财政政策内含现世代与未来世代的冲突。韩国国民年金早已显现出代际冲突的迹象。有一位财政学者就韩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与代际冲突提出问题。曾任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院长的仁川大学教授玉东石警告说:“即便不新增支出项目,韩国的福利水平也会自动升至发达国家水平”,“照此下去,未来世代可能难以承受”。他强调:“政界机会主义的财政运作正在助长国民的财政幻觉”,“必须在未来5年内推行改革,使财政可持续”。记者在位于松岛新城的仁川大学研究室与玉教授见面。
——围绕明年513万亿韩元规模的超级预算争论不断。
△预算同比增长率约为今年经常增长率的3倍,并不常见。预算增长率并非一定要低于增长率。问题在于政府部门的膨胀。现政权似乎没有缩减政府规模的意识。一边说要创新增长,一边扩大政府规模,是节奏错乱。政府变大,官僚的声音就会变高,介入市场的余地就会增多。钱由谁来赚?不是官僚,而是企业。企业家承担风险,而创新正是在承担风险时才能取得成果。
——如果经济形势不轻松,为提振景气不是需要扩张财政吗?
△当然。但有前提条件。即便实行扩张财政,也必须伴随支出结构调整。未使用预算很多,无用的预算又岂止一两项。支出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提高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是说不要扩大财政。如果需要提振景气,就应朝着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方向设计。若不伴随将未来世代负担最小化的财政改革,扩张财政的说服力就会下降。
——政府称财政健全性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状况良好。
△每次听到这种说法,我都怀疑他们究竟有没有考虑未来。考虑到韩国不是主要储备货币国、老龄化速度为世界最快等因素,就不该这么说。韩国财政不具可持续性,早在2010年代就已被国会和国策研究机构乃至政府本身所承认。若以“现在还行”的态度回避真相,下一代将会面临税收炸弹。
——具体来说,未来世代的负担是什么?
△财政的可持续性必须以代际负担与受益的公正为前提。有研究显示,从50多岁中期开始,所获福利就超过一生所缴税金。用时下的话说,就是50、60岁一代采蜜享用,把费用清单转给子女一代的20、30岁人群。仅看国民年金不也是如此吗?财政政策若照此下去,代际矛盾扩大,可能引发税收抵抗。
——存在高福利—高负担、中福利—中负担之争。适当的福利水平是?
△我认为这种争论本身就是无稽之谈。考虑到老龄化速度,即便没有新的福利支出,随着时间推移也会自动走向发达国家水平的高福利国家。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1%左右的福利支出,到2040年将升至发达国家水平的20%以上。福利支出已经上了快车。重要的是财政能否支撑。福利支出如雪球般增加,若财政无法支撑,就只能迎来真相时刻。
——您认为临界点在何时?
△国会预算政策处自2012年起先后三次分析认为,到2036年将难以确保财政可持续性。我个人认为大约在国民年金积累额开始减少的2040年前后。若处于积累金不断增加的时期,宏观经济运作不会出大问题。例如即使因财政赤字发行国债,也能由年金消化。若积累金转为下降,国民会直觉地感到危机意识。未来不安,国民就会先收紧腰带,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起作用。现在已有这种迹象。大家都对晚年不安,所以才买房出租,不是吗?要想不陷入财政危机,至少要提前10年确立有约束力的财政准则,推行刮骨式改革。未来5年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左右韩国前途的重大拐点。
——应该怎么做?
△行政部门的财政改革意志与推动力很重要,但归根结底在于执政党与在野党政界的执行力。国家财政问题左右未来命运,不该计较阵营逻辑。除了将各届政权都能遵守的财政准则立法之外,别无他路。
——现实中,财政改革若不在执政初期就很难,不是吗?
△是的。政府2016年曾向国会提交载有强有力财政准则的财政健全化法制定案,但当时政权的离心力已经变大。《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应对财政危机的时间已经不多。最理想的情景是在下届总统大选中把财政改革公论化。我认为有可能。每次大选都在一点点进步。朴槿惠政府时期推出了承诺家计簿,现政府提出了以财政为中心的国政课题。虽然缺少财源对策等,但相比过去有所前进。这些年经历多次“吃了就跑的政府”,选民的意识也提高了许多。年轻一代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改革,是否首先需要对财政作出冷静的诊断?
△财政危机的警示灯,靠学者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政府和政界会把它当作单纯个人的意见或主张而加以忽视。必须由权威机构持续敲响警钟,指出财政已暴露于长期风险之中。
——国会预算政策处不正是履行这种职能吗?
△它确实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但由国会议长任命其首长的结构存在问题。去年推出的长期展望(2019~2050年)比以往大幅后退。一句话说,令人怀疑长期财政展望被“按摩”过了。2016年报告中,2050年国家负债比率为111%,而去年的展望却骤降至85.6%。原本做到2060年的展望值也缩短至2050年。如果展望(向乐观方向)发生了变化,就应有相应说明,但完全无从得知。我会关注明年会作出怎样的展望。
——您主张需要一个监督财政的政治独立机构,原因就在于此吗?
△是的。并非成员由执政党与在野党人数对等,机构的政治中立性就能得到保障。重要的是任期的保障。无论政权如何更迭都必须保障任期,才不会看人眼色。政权一换就以积弊为名进行人事清算,任何组织都难以保持中立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曾对预算政策处的治理结构表示担忧。/权求灿高级记者 ch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