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4 | 정민정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青年愤怒源于不公…‘386’放下既得利益才能缓解代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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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论争正猛烈席卷而来。2007年,《88万元世代》毫无保留地揭开了非正规职青年眼中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2013年,浦项工科大学讲座教授宋虎根以《他们不出声地哭泣》聚焦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世代。2019年的韩国社会,386世代无疑成为焦点。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1980年代上大学、30多岁起步入社会的人,随着时间推移被称为386、486、586,但他们不仅在30多岁时,如今已50多岁仍是引领韩国社会的势力。曾高喊自由与平等的386世代主导缔造的今天,反而并不公平、并不正义——从这一悖论出发的代际论争,在经历“曹国事态”后,成为韩国社会必须正视的成长之痛。作为386世代代表人物(86级)兼进步派经济学者,圣公会大学外聘教授禹皙熏在曹国被任命为前韩国法务部长官之时,曾在自己的社交网络服务(SNS)上写道:“1987年以来延续的改革派的名分已经终结。当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不再承认它是名分的那一刻,87年体制的名分就结束了。”作为“左派知识分子”同时又是386世代的他,亲口宣告87年体制的终结,因而引发了相当大的震动。禹教授1日在钟路区平仓洞的一家咖啡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年轻一代最重视的是消除社会差距和经济不平等等‘公正’价值”,“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代表的386世代必须放下垄断的权力、带头推动社会变革,才能化解日益加深的代际矛盾。”

-最近为点燃386世代论的《386世代遗憾》撰写了解题。继《88万元世代》之后12年再次深耕世代论,动机是什么。

△12年前更多是为了寻找政策解法。那是一段去探寻作为政策需求方的20多岁青年需要什么、政治应该做什么的旅程。但如今的十几岁、二十几岁又与当时不同。他们看世界的眼光与既成世代不同,关注点自然也变了。可以说已经分化为名副其实的“微观话语”。不过有一点很显眼:那时和现在,386世代在年轻人眼中都是被统称为“老古板”的既成世代和既得利益者。要改变世界,拥有者就得让步,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他们不仅把已有的握得更紧,还想传给子女一代。不公平的游戏被固化了。

-最近的气氛是更多称之为386世代而非586世代。《386世代遗憾》也因其30多岁时握有的权力至今仍握在手中而将其界定为386世代。

△作者们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出头的后辈,我并不直接认识他们。出版社请我写解题,由于是我平时关注的主题,就爽快接受了。就个人而言,386世代这一称谓确实更熟悉。若论386世代掌握权力的领域,最突出的应该是文化艺术。在小说、电影等艺术领域,他们在把范式从原有的以纯粹性为中心转向社会参与方面起了核心作用。小说家金英夏、电影导演奉俊昊是代表。经济领域,风险创业第一、二代中相当多出自386,取得了相当的领导地位。教育和社会运动也一样。但政治不然。第20届国会300人中有144人、近一半是386世代。但若反问他们是否在汝矣岛发挥了领导力,很难回答说是。数量扩张并未带来领导力。若有功绩也会予以承认,但连这也没有。只是充当跑腿角色,年纪大了就成了资深议员。既没有形成象征386世代的派系,又像自营业者一样分散广泛、各自求生。从这点看,表彰员、李哲熙议员最近宣布不参加明年大选十分新鲜,但也令人遗憾。他们各自有品牌、也有政策成果,但恐怕作为现实政治人物感受到了很多局限。

-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虽已辞职,却给韩国社会留下了许多创伤。

△任命曹国前长官是极其错误的选择,因为为了看得见的司法改革,牺牲了看不见的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因此曹国之后的时代成了没有名分的时代。消除差距、缓解不平等等“应然性”,李明博前总统说过,朴槿惠前总统也说过。没有大众、尤其是青年支持的应然性不会产生名分。若要高喊社会改革,能够使其正当化的名分极为重要。逻辑上正确与是否具有正当性是截然不同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张正确,接受者不接受就没有用。曹国事态便是如此。虽说司法改革重要并为此高喊“守护曹国”,但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并不接受。这就是没有获得正当性。此外,曹国前长官子女的入学舞弊疑云,似乎给面临升学考试的十几岁群体留下的创伤比已经升入大学或步入社会的20多岁群体更大。他们目前还没有投票权,但从2022年大选起就将行使投票权。对他们而言,仅凭借父母的财力和社会地位进入大学这一事实,就被视为最恶劣的不公正。可以说年轻群体的流失已经开始。2018年平昌冬奥会时强行推进南北单一队,20多岁群体的心就已经离开。对于比“统一”这样的宏大话语更看重“公正”这一关键词的青年来说,进步政府的这种选择等于一步错棋。

-在同样的脉络下宣告了87年体制的终结。

△如果问韩国的民主化成就是否完全由1987年六月抗争造就,我认为不是。自1960年代起积累的民主化努力,通过1987年六月民主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事实。把它神话化从而获得了(改革派的)名分,但随着曹国事态,那个神话彻底破碎了。当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不承认其正当的那一刻,1987年以来延续的改革派的名分就结束了。随着时间推移,20多岁群体的心会更加远离,十几岁群体的关注会转向别处。正如如今六七十岁的维新世代因远离青年而被孤立,386世代的未来不久也会如此。哪怕从现在起放下既得利益、为二三十岁的后辈让路,才有可能实现代际和解。

-在政治议题的掩盖下,各种经济指标正在恶化。

△若要综合评价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那就是什么都不放过。青年的愤怒源于下层结构,即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东西。这是要求解决社会差距和经济不平等这类不合理现象。但正如在“曹国事态”中所见,青瓦台和执政党一直只主张司法改革。文在寅政府任期过半,期间出台过像样的经济改革蓝图吗?本应让资金自然流向需要的地方,可金融体系也没有正常运转。举例来说,原本对制造业毫不关心,却以日本出口管制为契机大张旗鼓地说要振兴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业。但对日益空心化的地区经济既无综合设计,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精密产业也无分析,只是把既有产业园区翻新的水平。

-无法妥善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是体系的问题。执政初期张夏成任青瓦台政策室长时,至少还有绘制大图景的努力,现在没有了。金秀显室长体制下,对经济问题缺乏根本性替代方案或长期愿景。现在的金尚祖室长体制也一样。只对随时出现的当务之急做防御式应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金尚祖室长本不必亲自出面说“有长名单”之类不必要的话。当务之急的应对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或外交部的实务部门去做就行。反而是政策室长出面,压缩了实务部门的活动空间。以长远眼光发掘政策课题并找到执行者,才是青瓦台的角色。可如今青瓦台幕僚大多由公务员填充,呈现只应对当务之急的样子。相对而言,边良均前室长至少还起到制定长期计划、构建愿景的作用,如今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防御型经济官僚体制,已成为进入执政下半期的文在寅政府经济基调的基本系统。通缩担忧等各种经济指标不佳也是事实,但这似乎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危机造成的恶性循环。

-若更具体地指出经济问题。

△此次公布的政府“大都市圈广域交通政策”包含大规模土木工程。将构建以30分钟连接主要据点的广域铁路网,并新建大深度地下道路。现政府一直避免通过土木社会间接资本(SOC)来刺激经济。可经济一萎缩,就把目光转向土木建设。需要投入高达100万亿韩元的巨额财源。因为通过建设管理指标最快,所以才做出这种选择。好的经济政策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主要财源应用于未来核心资产、软件技术创新或人力资源投资等。应投入于提高出生率和消除地区不均衡。即使眼下没有可见成果,为了持续增长也必须专注潜在增长率。但现在政府似乎放弃了长期经济政策。因为要立刻应对明年大选,似乎定下了哪怕刺激建筑景气、应对突发当务之急的防御型路线。虽然高喊民主化,经济却依然像军事独裁政权时期一样是密室行政。国民被排除在外,悄悄发布、通过媒体试探,反应好就实施。虽说内部没有经济专家,但应认真倾听、积极寻访专家并让他们各就其位,从而找出解法。

-长期愿景出不来,是人员构成的问题吗。

△是体系的问题。青瓦台如此,政府主要岗位若不是“报恩型”,就成了“中转站”。大多数人把它当作坐上下一个位置的中转站。一个人一个人拼上性命去做都未必能成,而国政却成了中转站。只能看作是因为选举在战略上重要,所以把一个个位置当中转站利用。上届政权曾被批为旋转门人事,但或许旋转门还更好些。转着转着,有实力的人也可能进来。可如今拿国民税金领工资的人不忠于本职,只盯着下一个位置。这样一来,长期愿景、为国家未来的设计不也就出不来了吗。

-在当下这种危机状况下,政治应该做什么。

△引领韩国政治的领导者们应毫无隔阂地见面。国会议长、执政党和在野党代表哪怕一周聚一次,喝杯茶展开激辩。希望他们展现的不是作秀式姿态,而是各自为韩国的未来激烈思考解法并据此讨论的样子。即使达不成一致,也能稍微缩小分歧。或许我们386世代这一既成世代应该展现的样子,正是在沟通与合作中努力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好世界的样子。/郑敏晶 论说委员 jmi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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