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9 | 송영규 기자

[李熙玉专栏]中国迈向创新国家与智慧城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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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历任领导人的大型画像以及承载其政治功绩的大型造型物。笔者坐在城楼旁的一侧,等待着习近平时代的象征。然而与预想不同,那是正在北京外围保定市建设中的智慧城市蓝图——雄安新区。建国70周年活动刚结束后,这里便被选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10月25日在第十八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把区块链技术服务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

此前中国一直背负着“带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恶名而增长。但这种发展方式已不再有效,也不再可取。早在2009年,中国受IBM《智慧的地球,赢在中国》报告的刺激,便正式将智慧城市政策化,2011年制定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鼓励全国城市智慧化。使之成为可能的,是中国能够把在单一空间内生产的高质量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结合,并具备可传输这些数据的第五代(5G)移动通信、卫星导航系统、量子计算机基础,而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无钱包社会”的中国人在信息通信方面积累的经验。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处于“稳定的不安”(stable unrest)之中的中国社会的创新、中国式全球化的探索,以及由此确保新的政治正当性而言,也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贫穷的农民无法承受收入与教育差距而涌入城市,占比达9.5%的老年人暴露于孤独与贫困之中。饱和的城市加剧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生活质量下降的中国人对体制的信念危机也在增加。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能只是再生既有城市、建造功能便利的新城,或打造便于与海外沟通的全球城市,而必须能够把技术的丰裕嫁接到医疗、福利、教育、生活之中,建设可持续且人性化的智慧城市。

中国已经进行了各种实验。通过智能交通控制系统降低了交通拥堵率,以AI远程医疗替代传统医疗,试验了以远程教育为基础的智慧校园,还开发了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读取学生表情并施教的系统,将生物识别监控网用于灾难监测系统,并引入了通过人工智能处理民众投诉的方式。

中国借此希望率先抵达一座从未经验过的城市。一方面提出拯救不可持续的地球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希望享受“戴维多定律”(Davidow’s Law)的红利——率先进入领先技术的国家和企业可拿走附加值的一半。

问题在于,中国式智慧城市能否超越技术与人的对立、监视与控制以及侵犯人权,建设起由技术为人寻回幸福的“定制型社会”。然而智慧城市的实验已成为不能再推迟的课题。必须能够边走边思考,为了“实验之后的扩散”也要在救济受害的同时加快实验,并通过国际合作开发智慧城市模型、使用共同标准。政府表示今年将提出完全全新的以AI为基础的国家战略。主要大学也在筹备设立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院,并准备向文科生教授人工智能算法的创新项目。

问题在于要同时具备把AI这一“点”连接成智慧城市这一“面”的愿景与路线图,而最重要的是打破阻碍这一进程的巨大既得利益壁垒的政策努力。“Tada”所试验的共享经济为何转向“下车”,需要深刻自问的理由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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