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始于突尼斯的街头示威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阿拉伯之春”。而在过去几周,类似情形在全球各地上演。从智利到黎巴嫩,从伊拉克到印度,罢工、游行和骚乱接连不断。这场“秋天的抵抗”是否存在某种共同分母?
乍看之下,各个运动的政治属性差异明显。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背景:经济增长的崩塌。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警告“世界经济正呈现明显的同步放缓,增速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慢”的同时,大幅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随着增长基调崩塌,倍感压力的中产阶层率先对经济状况产生忧虑,并迅速扩散。中产阶层是有余力表达对腐败与不平等愤怒的群体。在智利,地铁票价上调引发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示威。这一事态的底色是整个社会预期崩塌的氛围。就在不久之前,智利还是拉丁美洲的经济明星,1900年代年增长率达6%,2000年代达4%。但过去5年,智利增长率跌至年均2%,IMF去年也把整个拉丁美洲的增长预期从2%下调至0.2%。
增长放缓并非拉丁美洲独有的问题。另一处暴力示威现场黎巴嫩的经济增长率也跌至0%。世界经济大国的情况也没有太大不同。据在纽约任基金经理的何塞·路易斯·达萨,七国集团(G7)成员国尽管各国央行像此前20年一样将利率下调至历史最低点,过去10年的增长率仍腰斩。德国央行的结论是,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已进入衰退期。
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背后原因多样,各国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其中夹着一个共同分母:过去几年席卷世界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带来了扭曲经济长期增长的短视政策。
这并非民主国家独有的问题。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经济活力第二好的国家。但自习近平国家主席上台的2013年以来,中国偏离了关键的市场改革轨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在报告中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不吝信贷和金融支持,却收紧了对民营部门的资金供给。他的结论是,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显著放缓,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而且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极为庞大,经济放缓的波及效应必然越过国界扩散。近来德国经济难以摆脱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对德国产品需求的下降。
因洋葱价格示威而饱受困扰的印度也是如此。令示威者愤怒的根本因素是未能发挥应有水平的印度经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自称市场改革者,却展现出国家统制主义者的一面:将对农民的政府补贴翻倍,并拒绝改革效率低得离谱的官治金融。虽然有说法称印度增长率已降至年6%,但由于政府使用了被夸大的统计数据,实际数字恐怕远低于此。
墨西哥经济因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反企业政策而停滞不前。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将墨西哥国有石油公司的债券评为垃圾债券。目前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为0%。
这些趋势中的一部分历经数年形成,但提供决定性契机的,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推出的一项政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搅动了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对此,IMF解释称“制造业活动急剧下滑、高关税导致国际贸易收缩、长期化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损害了投资与资本品需求,从而导致增长走弱”。
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尚属良好,但它还能作为逆全球趋势的孤岛存续多久尚不可知。英国脱欧(Brexit)的可能性、华盛顿的总统弹劾动向以及美中持续摩擦相互交织,世界经济正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潭。
若今后情况恶化,背负巨额负债又采取超低利率政策的各国政府,可用的弹药将几近耗尽。政治示威由崩塌的预期、扩大的不平等、持续的腐败与深深的挫败感等因素交织成的奇特组合所引发。但政治抵抗总是在增长停滞时被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