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8 | 윤경환 기자

[转盘]犯罪只是少年一人之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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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光州高等检察厅担任次长检事,每月主持保护观察审查委员会。在保护观察所所长、地方矫正厅厅长、少年院院长、法官等出席的委员会上,占比最大的议案无疑是少年院在院少年的“临时出院”。

与成人假释类似的临时出院,是让在少年院收容中的少年在期限届满前出院,同时附加保护观察等必要措施的制度。审查议案时,我对在院少年众多的不良前科感到吃惊,也因与其他委员意见不同而时常感到为难。因为偶有在院少年既有多项严重不良前科,生活条件又未改善,一旦放出去似乎马上又会再犯。少年犯罪者中约十人有四人再次犯罪、受保护观察的青少年九成以上在一年内再次犯罪的研究结果,也让我心里放不下。

处理少年院在院者的议案时,我想起刚踏入法律界时遇到的一名学生。那是我作为律师实习生接手的第一起公设辩护案件的被告人。他是一名被指控杀害父亲的初中生。

母亲因无法忍受父亲的暴力,在他小学时便已离家出走,此后这名学生在无所依靠的环境中遭受父亲的暴力与虐待。如地狱般的生活最终以杀人告终。与这名学生面谈时我哭了很多次,因为我能想象那些充满不安与恐惧的日子是怎样的。但那名学生没有哭。也许他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

父母凭自己的意愿生下并养育子女,而子女却没有机会选择父母或环境。如果那名学生在好的父母和环境中长大,会怎样呢?

作为检察官,我见过许多少年犯罪者。在检察官面前,他们乖巧温顺。大多数父母都说儿子女儿是交错了朋友才变成这样,怨恨着并不存在的“朋友”。正如检察官不了解少年,父母也并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我常常想告诉他们:“您的儿子就是那个坏朋友。”

我带着犯罪的学生去监狱参观,应父母的请求斥责教训他们,还走访学校为学生们讲课。怀着希望这些初次踏入刑事程序的人不再接触犯罪的心情,我作为检察官尽了最大努力。然而在我离开那里之前,写着他们名字的文件又一次被送到我的办公桌上。虽然失落,但也仅止于此。对少年依次适用不起诉暂缓、移送少年部、正式审判等衔接的制度,似乎并未在防止再犯上发挥多大作用。

近几年,仁川小学生杀人案、水原练歌房集体暴力事件等十几岁少年的犯罪成为热点,要求加重对少年犯罪者处罚的呼声高涨。青瓦台国民请愿的第一号答复也是少年法修改问题。降低刑事未成年人年龄、加重处罚,少年犯罪就会减少吗?

犯罪固然取决于本人意志,但仅凭这一点恐怕无法阻止。少年犯罪也不只是少年一个人的责任。从某种角度看,它是家庭与社会共同犯下的。我不知道律师实习时遇到的那名学生后来怎样了。只是恳切地希望,如今已成年的他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员好好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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