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贸易争端、日本出口管制及经济衰退等不确定性放大,韩国经济亮起红灯。最低工资上调与缩短工时等僵化的劳动环境和各类监管,甚至令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受到抑制。记者与自2011年起六年间担任中小企业监察专员、积极投身破除监管的崇实大学中小企业大学院院长金文兼会面,围绕韩国经济的现状与前进方向进行了交谈。金院长在18日于崇实大学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在开放经济体制下,(因最低工资上调等)劳动投入成本增加,价格竞争力下降是理所当然的道理”,“现在也应承认激进劳动政策将带来的副作用,着手政策转向”。
-结束六年中小企业监察专员生活回到学校已两年,这期间过得如何。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到来,看似机会增多,但再想一想,我们所熟悉的机会正在消失,从未经历过的陌生环境正在到来。反而对如今年轻人生活不易的惋惜之情加深,因此把热情倾注在教学上。基于此,明年打算设立“全球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学科”。计划加入商业模式设定、谈判能力培养、全球企业说明会(IR)技巧等实用课程。还在构想一年制的经营学硕士(MBA)课程。每周六讲课9小时,一年就能保证450小时,完全可行。
-似乎把重点放在了“全球企业家精神”上。
△21世纪国家的竞争力与其说是产业的竞争力,不如说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引领全球经济的也不是特定产业群,而是谷歌、亚马逊等全球企业。那么,身处大学的教授们能做什么呢?就是要做培养人的事。要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使其能打造走向全球市场的独角兽企业。让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走向社会创业,把初创企业成长为风险企业、独角兽企业。
-到7月,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由厅升格为部已满两年。若要评价其功过。
△长期研究中小企业领域的教授和中小企业人士最欢迎升格为部的消息,是因为相信其能够制定政策并发挥部门间协调作用。此前产业部按汽车、造船等产业分类执行政策,而中小企业厅则按小工商业者、风险企业、中小企业等领域划分,接近方式本身不同。但去年为平息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冲击波,所有部门都热衷于宣传就业稳定资金,韩国中小企业部同样只停留于“韩国雇佣劳动部第二中队”的角色,这一点相当令人遗憾。既然升格为部,就应在大方向上制定政策并出台为此的具体战略,而这一部分有所不足。所幸朴映宣部长到任后,重新界定中小企业的角色,似乎正在找回自身领域。代表性的就是智能工厂,把原属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管辖的智能工厂吸收进中小企业部领域,值得高度评价。智能工厂政策支持的对象是中小企业。难以招到干活的人、新招聘也不容易的中小制造业,正是智能工厂政策的受益对象。但中小企业部不可能完全独自完成。中小企业现场汇集各类数据后,须进化到以网络连接、以人工智能(AI)分析和管理的阶段,而这已超出中小企业部的领域,转到产业部或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要使智能工厂最终成功,必须精心设计大图景,在相关部门间紧密协商后,该移交(给其他部门)的移交,该合作的合作。
-不能不谈最低工资上调或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劳动问题。
△文在寅政府认定以财阀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已经终结,表示要打造创新型经济。这就是“创新增长”。为此,不仅经济,教育与劳动等整个社会体系都须发生划时代的改变。培养创新型人才,即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创新型企业文化融入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从而形成灵活的产业生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够弹性运用推动企业运转的人力资产和劳动力。并非有专门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和专门在大企业工作的人,而是在大企业研究所工作的人也能转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人也能被大企业挖走。但如今的劳动政策,是按照1970年代工业化过程中被纳入财阀、在大量生产体制中孕育出的工会的口味设计的。我国360万家企业中,大企业集团仅有4500余家,员工不足10人的小企业则多达310万家。然而最低工资上调或每周52小时工作制,不正是按照不足1万家大企业所属工会的口味制定的吗?口称要实现收入主导增长而强推如此激进的劳动政策,结果直接受益者是打零工的学生、简单重复作业的劳动者,以及外籍劳动者。而且随着岗位急剧减少,非正规职大量产生、收入两极化加剧等问题使劳动市场的质量大幅下降。
-听起来是说,即便出于善意制定政策,若结果不好也应果断放弃。
△监察专员办公室位于首尔安国站附近、仁寺洞入口处。仁寺洞原本是卖纸笔墨和古董、书画、装裱的地方,而在2017年当时,销售这些品类的店铺中位于一层的只有4家。现在可能更少了。首尔市把仁寺洞指定为文化特区,建了无车街道并展开各种支援,但结果租金上涨,如今只剩大企业系列的化妆品店和咖啡馆林立。意图虽好,但因能力不足未能预测结果,无辜的个体经营者反受其害。最低工资上调或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带来的副作用,同样可以说是硬把不合开放经济的衣服往身上套而产生的问题。我国正与世界主要国家激烈竞争。若抬高作为价格决定重要因素的劳动价格,价格竞争力自然只能下降。就像失去旧貌的仁寺洞一样,劳动问题也已无法挽回。涨上去之后再说要削减,谁会同意呢?现在也必须修正、完善激进的劳动政策,才能阻止韩国经济下坠。
-担任中小企业监察专员期间致力于消除监管,但束缚企业活动的监管仍然很多。
△监管的质量说明一个社会的水平。要实现高质量监管,须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转向负面清单式监管。当然,正面清单式监管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也是必需的。因为该有的监管没有,于是按需要以列举方式制定。但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提高,逐项监管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用既有监管去阻挡,就无法培育新产业。所以对新产业采取先允许、必要时事后监管的“概括性负面清单”方式。要培养民间的创意与创造性、扩大个人自由和多样的事业机会,就先予允许。因此社会水平越高,就越只能走向负面清单式监管。
-看来政府的角色,尤其是须培育风险企业的中小企业部的角色需要重新确立。
△中小企业部在成立初期试图以大企业支援中小企业、政府进行配套等“助推”方式向全国推广共生合作模式,被评价为取得了一定成果。风险企业政策也一样,需要韩国式的“助推”。在政府主导下成长起来的国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像硅谷那样变得富有创新性呢?反而需要精细的接近方式。应让准创业者们能够多样地体验商业领域,增加与大企业或风险企业的人力交流等,给予的不是钱,而是“机会与经验”。
-最近离开韩国的中小企业人士很多。
△连制造业都出逃的当前状况,政府应严肃对待。各类监管是问题,但世界最高水平的遗产税也对“脱韩国现象”产生了相当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没有遗产税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十多个。这其中存在对企业看法的差异。西方把企业视为社会的资产,我国则倾向于认为是个人的资产。因此对财富世袭存在批判视线也是事实。但也不能忘记,创造岗位、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企业。不能忽视人的本能——让企业家努力经营的动机(motivation)之一,正是把公司做大的成就感,以及把辛苦做大的公司交给子女的喜悦。政府若陷入正义、平等、公正等价值而重视名分,就无法准确看清现实。应回归小政府,提振企业的士气,让他们能够兴致高昂地做事业。/政民正 论说委员 jmi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