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改变游戏规则。通过修改宪法、选举制度和各种制度,削弱抵抗势力,使竞争环境向不利于竞争者的一方倾斜。此类尝试都以公共之善的名义推进,但不过是想把一切制度改为有利于当权者的欺骗手段。”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与丹尼尔·齐布拉特在最近出版的《民主是如何崩溃的》一书中,描绘了在合法外衣下被颠覆的民主之内里。虽然剖析的是外国案例,但令人联想到文在寅政权的内容也不少。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第一大在野党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仍执着于通过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设置法和引入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法修正案背后的心思。
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李仁荣高声表示:“就算天塌下来也要完成检察改革”,“没有公调处的检察改革就是没有豆沙的包子”。文在寅政权在进入下坡路之前全力推动公调处法通过,有其迫切的缘由。
第一,这是“拯救曹国”的布局。执政方若使公调处启动,便可使与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一家疑云相关的检方调查失效。民主党议员白惠莲等提交的公调处法第24条规定:“公调处长鉴于调查公正性争议等,判断由公调处调查更为适当而要求移交案件时,调查机关应予配合。”检警正在调查的案件一旦移交公调处,“锥子式调查”便不再可能。因为由执政方主导的公调处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推荐两名人选、再由总统任命的公调处长,极有可能是亲执政方人士而依附于权力。第二,它可能成为“文在寅政权保护法”。政权核心人士的调查将由公调处而非检方特殊部负责。即便文在寅总统周边人士存在腐败疑云,不仅在现政权,在下届政权也难以期待彻底调查。因为由现政权主导的公调处检察官和调查官,很可能多由民辩出身等符合政权理念的人士填充。加之公调处检察官任期3年、可连任3次,调查官任期6年、可连任,即便政权更替,检察官与调查官的大换血也并不容易。
第三,存在成为“政敌镇压法”的忧虑。公调处若新设,在野党人士与检察官、法官、警察都可能成为主要目标。与公调处类似的海外调查机构,也不少陷入非法镇压批评政府人士的争议。第四,公调处可能成为“没有刹车的失控权力”。它有可能不受其他司法监察机关制衡而挥舞无所不能的权力。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池成佑担忧道:“公调处将拥有情报收集权、调查权以及对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起诉权乃至调查移交请求权,因此可能蜕变为如纳粹政权政治警察盖世太保那样的怪物。”
第五,拥有与公调处类似机构的国家多为长期执政国家,与民主相距甚远。公调处法举出的类似模式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中国也设立了类似机构。第六,还有人提出违宪之嫌。一位法学者指出:“宪法第12条规定了检察官的令状申请权,单独任命公调处检察官并使其像一般检察官那样行使令状申请权和起诉权,这违背宪法。”
检察改革只有守住三项原则——不受权力干涉的独立性、政治中立性以及人权保护——才可能实现。此前忽视人权的检方错误调查惯例必须立即消除。然而公调处与确保独立性和中立性相距甚远。反而有人讥讽公调处法是“在位权力保护法”和“政权批评势力镇压法”。设立公调处将成为假的检察改革。《民主是如何崩溃的》一书中,“当政权的忠臣掌控检方等司法监察机关时,便会阻断为制约权力而进行的调查与检举”这一内容格外引人注目。kdk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