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缓解每周52小时工时制实施给企业带来的负担而推动补充立法,引发劳工界强烈反对。上任后原计划三年内提高至1万韩元的最低工资,在第三年即2020年被定为8590韩元。当时劳工界也强烈反对。近期,文在寅总统出席在SAMSUNG DISPLAY CO., LTD.工厂举行的“新增投资及共赢合作签约仪式”,对因受贿、挪用等嫌疑正在受审的李在镕三星集团副会长的投资决定表示感谢。部分媒体担忧,政府一直推动的收入主导增长政策是否又转向优待大企业、出口企业的政策。
从大处看,或许有人会问这有什么问题。可以说,由于美中贸易谈判、日本出口管制等意料之外的外部因素出现,国内经济受到冲击,因此不得不改变政策基调。
但这些变化给经济主体带来混乱,这显然是个问题。因为许多在既定环境下基于合理预期制定计划的经济主体,不得不变更原有计划。而且当下的变化还引发对其可能连接到又一次变化的担忧。若某项政策和制度能因环境和反对意见而改变,那么改变后的政策与制度同样可能因环境和另一种意见而再次改变。尤其是政策变更必然给新出现的既得利益带来不利冲击,因此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此外,稍有不慎还可能背上与初衷不符的“民粹主义”污名,导致今后政策动力下降。
遗憾的是,无论是引入每周52小时工时制时,还是提出三年内最低工资1万韩元承诺时,都存在基于各种合理依据的反对意见。当然,在电子商务兴起、人工智能(AI)普及等减少劳动时间的新技术不断出现的现实下,提高时薪、分享岗位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时和现在都有许多专家主张,应考虑到时间投入对业务质量提升起核心作用的众多行业,制定细致的工时与最低工资相关政策。
例如,对于需要多年集中现场学习的工作,缩短工时必然导致个人成就欲下降,或带来必须在家研习公司业务的不便。最低工资骤然上调也是如此。从经济层面看,原本意图或许是让大企业积累的资金“下滴”,使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变,但实际上在部分领域必然出现收入由低收入层向低收入层转移这一与初衷不符的效果。大企业政策同样出于激活国内投资的良好意图,但难免与在海外竞争的大企业提升效率的努力存在不一致之处。
当然,经济如同活生生的生物,固执于某一项政策或制度可能并不可取。即便是已经制定的政策和制度,若随着环境变化、在实际实施后观察结果需要调整,作出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尽可能使这种变化最小化,同样是政策和制度制定方的义务。为此,“尤其”需要细致倾听反对意见,而非支持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