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中国杭州,阿里巴巴开发的尖端技术因改变了城市交通流而广受赞誉。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AI)系统“城市大脑(City Brain)”收集全市交通信息并实时调控,减轻了市民的不便。相反,我们则因依赖陈旧框架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围绕共享乘车制度的矛盾,面临沦为出行产业革命落伍者的处境。面对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就理想的公共交通系统与未来汽车的竞争力,记者采访了明知大学交通工程系教授金贤明(智能出行开发中心主任)。与金教授的访谈于本月10日在京畿道龙仁明知大学自然校区研究室进行,历时2小时。
—社会越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就越大。有不少声音认为,我国国民对整体交通服务并不满意。
△交通系统的作用,是让人或货物快速、低廉、舒适地移动,从而使出行后的社会经济活动更为活跃。过去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仅停留在以快速、低成本连接主要社会经济活动据点。但随着经济进入成熟期,国民的期待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如今交通基础设施或系统的投资目标与方法都必须改变。特别是要让国民能够体验技术变化而提供交通基础设施,眼下需要决策治理结构的变革。
—也有批评认为,我国公共交通系统更侧重于保障通行权而非效率。
△若把交通服务视为支撑国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产品,那么保障通行权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仅靠公共部门无法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因此必须引导民间交通供给者积极参与市场。而且现行系统连交通实际状况都难以准确掌握,在效率方面问题很多。我认为需要重新设计社会间接资本(SOC)设施与交通系统,以同时实现效率与通行权保障。
—很多人指出,基本上过度依赖财政的公共交通存在局限。补贴流失现象也相当严重。
△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低效率难以避免。逐年增加的公共交通补贴问题就是典型案例。靠补贴维持低票价,使得民间服务难以新进入市场并获得收益。这与其他国家不同,成为国内出行市场形成的巨大障碍。归根结底补贴来自国民的税金,因此民众并未获得与支付相称的良好服务。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缺乏经济性的公交线路将减少班次或被取消,国民的通行权反而恶化,陷入恶性循环。
—您如何评价大城市实行的准公营制?中小城市和农渔村的公共交通似已失去自立基础。
△2004年引入的准公营制,在换乘便利性方面被评价为颇为出色。但正是在15年后的今天,对准公营制的调整或改革迫在眉睫。首先,各城市间差距巨大的补贴问题急需解决方案。补贴规模相当庞大,今后几年内将给地方自治团体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农渔村等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为严重。若不改变依赖过度补贴的体系,10年内将面临结构性局限。
—指出准公营制低效率的声音也很多。现在是需要对公共交通进行根本性改善方案的时点。
△虽有部分地方自治团体提出改善方案,但在以准公营制为中心的体制下,很难看到供给主体降低成本的动机。现在需要作出重要方向性决定。首先,政府有必要研究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监测人均运输成本的体系。可以在对所有公共交通线路与区间进行运输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取消经济性差的公交线路,改以100韩元出租车等方式替代。也就是说,按效率指标衡量,先把生产率提上来。也可以考虑改变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体系。我国公共交通年营业收入约12万亿韩元左右,可以极端扩大其公共产品属性,由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承担全部成本,推行所有公共交通免费乘坐。这一效果很大,但属于需要社会成员共识的事项。
—最近“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即以需求方为中心的交通服务被频繁提及。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应如何构建?
△MaaS可以说是市民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出行主体、积极要求改善交通服务后,供给方作出的回应。不过各国、各城市的问题不同,适用方式也必然不同。就我国而言,城市的重点在于针对需求多元化的高效应对,农渔村则应从以优质方式提供最低限度交通服务的角度切入。在城市,应以地铁的效率为基础,优化公交与新型交通手段的角色分工;在农渔村,则应聚焦于通过扩大需求响应型交通工具的供给来最小化成本。
—全球正在发生出行革命。很多人指出,韩国反而在出行创新上落后。您认为根本问题是什么?
△新的出行系统具备以使用者为中心的结构、系统可变性扩大、按服务差异化实行弹性票价等特征。然而我们仍停留在中央集中、供给者为中心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样下去,20世纪的优等生可能变成21世纪的差生。由于根本上强调公共产品属性,供给方式受到诸多制约,不仅难以对时代变化作出即时反应,也不可能逐一满足所有需求。更大的问题在于,政策当局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时代潮流并尝试改变。
—政府正通过社会大妥协推进共享乘车创新方案。但很多人指出,出行创新是以出租车为中心展开的。
△出租车在新的出行系统中也有其自身作用,但把它当作整个出行产业来对待就有问题。在全球尝试多样出行创新之际,我们过去3年只纠缠于出租车问题。社会大妥协机构提出的方案也过于消极,只执着于机械式地达成妥协。与出租车共生的方案不足,地方自治团体的政策支持方案也看不到。公交、电动滑板车、自行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的改革与引入问题,全都被出租车议题所掩盖。最重要的是,政府未能就如何接纳出行这一新产业构建大的框架。现在也应积极推进在韩国国土交通部设立出行专责部门、与相关部门协作的方案。
—国内共享汽车企业因政府监管面临诸多困难。应如何寻找突破口?
△要应对全球企业的成长,我国企业也必须尽快提升竞争力。但问题在于,在对交通产业理解不足的情况下,以把海外成功案例引入国内的方式进入了市场。减少不当监管固然必要,但对市场理解不足也加重了困难。将供给区域局限于首尔等大城市的做法也存在问题。不要只在红海的大城市要求开放市场,而应进入交通服务空白扩大、公共负担加重的地方市场,思考同时实现公共性与企业收益的方案。
—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IT)的未来公共交通系统该如何运营?
△世界各国正在公共交通的建设与运营中获得实用化解决方案,而我们还没迈出第一步。原因在于民间资料共享有限,公共机构数据也未实现共享,大数据建设缺乏支撑,相关AI技术开发也很困难。最重要的是,要以国家为中心推进把数据汇集到一个平台加以利用的项目,先做出在我们现实条件下可能的成果。例如,利用交通卡数据在全国范围管理人均运输所需成本或能源指标,或以大数据为基础计量并公开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使企业或个人能够加以利用。只有政府相关人士首先接受“没有大数据、AI和IT,公共交通系统就不可能进化”这一事实,这样的变化才有可能。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未来汽车时代正在开启。您认为在培育未来汽车竞争力方面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越是像现在这样的产业剧变期,政府的作用就越重要。特别是要先描绘出汽车这一商品与出行服务应如何被消费的大范式。应思考20年后汽车对我国国民将起到何种作用的大图景,并以此为基础打造我们所需要、也能做好的模式。但目前政府只关心预测将如何被消费,未能确定明确方向。如今已不是为汽车修路的时代,而是必须建设充电设施或IMS(Intelligent Mobility System)环境的时代。应将道路财源转向此类设施,把地方交通网改造为尖端化、环保型结构,从而开启新市场。企业与政府需要迅速做好准备,以摆脱机械汽车时代的范式。/郑相范 论说委员 ss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