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长期以来反对各种试图弹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举动。推翻选举结果的弹劾是极为异常的事件,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行。
总统弹劾过程将给已然分裂的国家留下深深的创伤。况且,掌控参议院的共和党几乎不可能以在籍议员三分之二的赞成来起诉总统,因此弹劾极易产生为特朗普开脱、帮助他连任的政治效果。
然而,过去数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转而支持弹劾调查。特朗普试图向新上台的乌克兰政府施压,包括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的通话,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为个人政治利益而指示美国对外政策方向,正是滥用权力的典型。就连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承认,他的行为虽不构成弹劾理由,但显然是错误的。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特朗普拒绝配合弹劾调查。此前处于类似境地的总统们,只是就特定传唤要求或资料公开表示有选择地拒绝配合。而特朗普则根本不接受国会追究国政运营最高负责人失政责任、制衡行政部门的固有权限本身。
就连他最坚定的盟友《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委员们,也把特朗普所称国会弹劾调查违宪的主张斥为胡言。《华尔街日报》近期在社论中明确指出,“众议院的弹劾追诉权是国会几乎不受约束的宪法权限之一”。
法治是西方历经数百年构建起来的概念,但因建立在一种带有欺骗性的巧计之上而具有脆弱性。这里所说的巧计,是指虽然并不总能强迫最高权力层遵守法律,但仍要向公众强调所有人都必须尊重法治。
美国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权力分立。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担忧,若赋予政府过多权力,自由便会终结。他们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权限分开,通过相互制衡使政府维持整体的力量均衡。
作为美国宪法主要设计者的詹姆斯·麦迪逊,为确保各机构的权限不被侵犯,引入了“为各部门负责人提供必要的宪法手段与个人动机”的方案。就此,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解释称,“因为必须以野心对抗野心”。
然而,这一体系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予以尊重时才能发挥作用。但国会没有可任意调动的自有军队或警力。韩国大法院也是如此。国会与司法部门不得不依赖总统来执行他们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只有总统承认他们的权威,这一体系才能正常运转。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联邦韩国大法院一致裁定拒绝公开水门事件录音的“行政命令”违宪后,明知自己将失去总统职位,仍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司法部门的决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是如此:最高法院判定他为阻止重新讨论脱欧(英国退出欧盟,Brexit)而作出的五周议会休会决定违法后,他立即低下姿态,表示“虽然个人绝不同意,但将尊重法院的决定”。
然而特朗普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他至今仍不服从国会就乌克兰丑闻相关文件、信息与证词提出的极为合宪的要求。他还将国会拨付的预算挪作他用,据悉曾考虑特赦违法的亲信,并向军方下达了向聚集在南部边境地带的中南美移民开枪意图的非法指示,如今仍顽固拒绝国会对行政部门首脑行使监督权。若特朗普的主张行得通、他的行为被容忍,他将成为一名民选独裁者。
另一方面,民主党虽稳固地立于宪法基础之上,但在政治上并不明智。民主党必须竭力确保总统弹劾调查公平进行,并且看起来也公平。为此,必须忠实遵循过去两次弹劾调查所确立的先例。
弹劾归根结底是政治程序,因此公众支持至为关键。乌克兰事件曝光后,支持弹劾的民意有所扩大,但谨慎气氛依然浓厚。此次调查应作为一场公众教育来进行。既要向公众说明本案的具体内容,同时也要讲清美国式的制衡体系。
民主不会因一次冲击就瞬间蜕变为独裁。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时,受欢迎的民选官员会削弱甚至完全取消宪法性控制与法律制衡。在这一过程中,自由被缓慢但持续地损害。魏玛共和国初期是一个充分发挥职能的自由民主体制,却经由合法程序,仅数年便沦为独裁体制。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史学者蒂莫西·斯奈德这样总结从欧洲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今天保守主义者应铭记的结论很明确,就是绝不要破坏把共和国维系在一起的规则。因为总有一天,你会需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