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管改革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官僚体制作用强大。无论国民或政界如何要求、如何尝试改革,结果都无法运转,这就是过去20年监管改革的经验。”汉阳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金泰润强调,韩国的监管改革面临着比任何国家都更为严重的壁垒。他指出,官僚体制之下盘踞着严重的利害关系利益结构,监管改革因此屡屡失败。也就是说,要真正推进监管改革,必须仔细审视官僚的利害关系,以精巧细致的方式加以推进。他还批评说,韩国的监管水平表面上属于发达国家,实际上却停留在全球最低水平。他强调,解决办法是将概括性的事前监管转变为民间自行实施的自律监管,并转向事后严惩体系。他曾任总统直属监管改革委员会干事委员和监管学会会长,本报11日在其研究室与他会面,听取有关监管改革的解决之道。
—经济要持续增长,新产业必须活跃起来,但监管阻碍的情况很多。
△新产业活跃意味着创新。创新改善既有状况,使社会总福利飞跃式扩大。因此通过创新培育新产业十分紧迫。但监管阻碍创新的情况屡见不鲜。以预防为名,把创新所需的各个环节堵死或只开一条小缝,袖手旁观、一出问题就抓人,这就是现实。监管不仅在创新阶段,在创新转化为增长的阶段也构成阻碍。监管改革正在成为创新增长的必要条件。照这样下去绝不会成功。
—正如共享汽车业务所显示的,新技术与既得利益冲突的情况不少。
△保护既得利益的城墙就是准入壁垒。既得利益集团已完成寻租并筑起铜墙铁壁般准入壁垒,其结晶便是当前的监管体系。准入壁垒一时安逸,最终却带来令人窒息的结果。例如,移动通信公司在信息技术(IT)强国的时代享受准入监管、安于现状,几乎没有创造出创新性的东西。相反,手机制造企业投身无限竞争的世界市场,不断创新,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企业。此外,既得利益者为避免监管改革带来的损失而极端抗拒,政府若接受,创新只能受挫。这最终等于堵死了让新模式成功、进军其他国家并发展为重要商业模式的道路。
—如果将韩国的监管水平与发达国家或竞争国比较?
△由于没有国际通用指标,很难一言以概之。有一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把韩国的监管改革评价得非常好。但这与现实有相当差距。OECD分析人员会见韩国的监管改革负责官员,再会见其介绍的企业老板,由此作出的评价只能非常高。韩国运行的制度和法律是世界最尖端的,但其下的施行令、施行规则、例规、公告中却暗暗盘踞着无数监管。实际规制民间的监管强度远远强于发达国家。例如,虽说申报制度很多,实际上其中一半是按监管强得多的许可、执照、登记制度水平运行的。名为申报制,却因拿不到申报凭证而无法完成申报。表面上看是申报制度众多、委托自律的国家,实际上是强力监管的国家。与监管相关的政治与政策水平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停留在第二产业时代。
—政府为推进监管改革引入了概括性负面清单制度,并推行监管沙盒和监管自由特区。
△政府曾在济州岛试验引入概括性负面清单制度,结果彻底失败。形式上采用负面清单,看似原则上全部允许,但让人感到负担的监管全部被放进例外部分,与以往几无差别。监管沙盒的主管部门分为4个,部门间无法达成一致或具有社会影响的监管被排除在对象之外,难以期待实效。基于区块链的海外汇款服务Moin因部门间意见不一,连提交审议都未能实现。监管自由特区虽名为特区,但限制很多,实效性不足。以江原道数字医疗保健特区为例,对象疾病只有少数,而且必须有护士等医疗从业者在场才能进行远程诊疗。
—韩国监管改革之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首先,准入壁垒和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最大。国民从未集体享受过监管改革的好处,学习效应不足,也是原因之一。历届政府都为监管改革作出努力,但流于表面和外围,很难说真正进行了监管改革。大多数法令看似允许做任何事,但零散的监管仍然存在,使其毫无效果。以监管改革为核心使命的政治社会力量完全不存在,也是原因。虽有监管改革委员会、国务总理室、中小企业监察官等,但权限极小,也没有推进监管改革的资源。
—那么就没有解决监管改革的办法吗?
△应让民间尽情发挥自律和创意。可以设立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灰色地带并加以讨论,但要让民间负起责任,制定并遵守行业指南。也就是把当前概括性的事前监管改为民间自行实施的个别自律监管。政府安装传感器、监测副作用是必要的。在此过程中如有必要可制定为制度,但要与民间充分沟通,细致周密地设定监管水平。而一旦出现恶行,则应实行事后严惩的事后监管。此外,监管放宽会伴随风险,因此也需要与国民沟通的风险沟通。从大处看,这才是走向真正负面清单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尝试从未试过的新方式,即走向不成文法的英国和美国式做法。既已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就应断然推进革命性的监管改革。必须打造尊重国民自律与责任意识、能够融合青年活力与创意及中老年谦逊智慧的新政策平台。
—监管改革是英美走在前面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监管大幅放宽。最尖锐的监管领域是生物与生命领域,而他们采取了非常先进的改革措施。尽可能减少FDA审查(评审)的对象,给企业自主权,若能得出可信结果,便大幅增加可自主进行的环节。某些领域多达36项的评审减少到9项。只有在实验对人体有致命危险或企业不可信的情况下,FDA才进行评审。改为尽可能交给企业、在决定性阶段由FDA确认的方式。苹果、三星集团等全球企业正参与这一项目。以不成文法方式形成惯例和指南并自觉遵守,其中一些则由政府纳入制度严格执行。
—有人说韩国的官僚制度正成为监管改革的绊脚石。
△韩国监管改革最重要的特殊性在于官僚体制作用强大。无论政界怎样要求推进监管改革,官僚都不怎么动。比起听议员或总统的话,坚守自身利益持续得更久、分量更大。这就是过去20年监管改革的经验。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制之下盘踞着严重的利益结构。第二是凡有可能因严格审计而受伤的事就干脆不做。因担心被指责为提供特惠,索性往不可行的方向解释。考虑到这些,要真正推进监管改革,首先必须仔细审视官僚的利害关系,并以能够切断这种关系的方式精巧细致地推进。公务员与过去不同,如今已获得足够报酬,不能再放任这种利益结构。审计机关应减少针对挪用、渎职、受贿等的职务监察活动。如今相关内容都在系统里,一查就都能查出来。没有必要每年、每季度像捉虱子一样监察。
—如果要举出监管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
△总统应亲自出面,在2~3个领域推进创新性的监管改革,亲自督办并承担责任。没有总统不担责任却能见到成效的监管改革。现在重要的是作出示范。要提出指南,表明可以推进到何种程度,出现副作用时要亲自出面说服。特别是生物技术(BT)领域的生命伦理、人工智能(AI)领域的信息保护、医疗领域的医疗信息等完全堵塞的领域,只有总统亲自督办才可能打开。领导者是否具有监管思维最为重要。若只是照官僚写好的稿子发表漂亮宣言、给挑选出来的企业施以恩惠式的礼物,然后就谈监管改革,那是行不通的。
—有主张认为,为防止不良监管,应对议员立法引入监管影响评估制度。
△议员立法在程序上所谓草率的现象十分明显。在内容上也存在粗疏、重复、抄袭之忧,很多人指出其作为政策方案的质量很低。与政策制定者天真的期待或愿望不同,监管呈现出非常多样而复杂的面貌。通过监管进行的干预还可能造成有形无形的垄断。这些都会成为血栓,决定性地阻碍民间追求创意与发展的能动性。因此,应通过监管影响评估,首先就政府干预的正当性进行审议。此外,在此过程中还可通过多样方案的讨论确保灵活性。正如对引发财政支出的法案要进行费用推算,对给国民带来牺牲和负担的监管,其效果也需要分析。
—也有观点认为,安全、环境、公平交易等各领域现行引入的监管都是因有必要才引入的,与放宽监管相比,更应适应低增长社会。
△监管既可以用更少的牺牲达成同一目的,也可以用同样的牺牲创造更好的结果。监管方式无穷无尽,有绩效监管、自律监管、共同监管、事后监管、负面清单监管等。为提高作为政策手段的监管质量,应以最高水平的研究和审议,倾注诚意与真心。以全球视野来看,把低效而高压的二流、三流韩国监管粉饰为“好监管”,或安于这种障眼法,是懒惰而怯懦的。/论说委员 吴贤焕 hh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