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被任命为韩国法务部长官后的余波依然强烈。国会议员们即便听证会已经结束,仍通过定期国会的国政监查继续进行在野党进攻、执政党防守的听证;而每逢休息日,市民们在首尔光化门与瑞草洞分别高喊“曹国退阵”与“守护曹国”,大规模集结以炫示各阵营势力,展开广场竞争。大规模集会举行的休息日次日,汝矣岛政治人物总是免不了就哪一方集会有更多市民自发聚集而展开尖锐攻防。
在韩国,广场民主主义在代议制未能正常运作时,确实如同溶解堵塞政治过程的适当溶剂一样适时发挥作用。但像现在这样比较广场上聚集市民的规模、争论哪一方人更多的做法,绝非可取。当然,近百万市民挤出用于生计的宝贵时间,在黄金般的休息日自发聚集于广场发出政治声音,本身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因此代表者有必要倾听这一严肃的声音。
问题在于我们对待广场民主主义的态度。由于多数决原理在民主主义的现实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容易落入“数字的陷阱”。然而,即便多数决在制度上区分胜者与败者,认为人多的一方更正确的思路,是民主社会中必须时刻警惕的陷阱。若把民主主义极端化为数量逻辑来接受,最终可能导致多数的独裁与少数的排除,问题会更加严重。
若以数字作出重要的政治决策,代议制的立足之地将逐渐缩小,最终对于每次衡量哪个选项排队人数更多的全民公投的要求必然增加。我国现有选民规模超过4000万人,总人口超过5000万人,广场上聚集的100万、200万人还不到5%。若把数量竞争的逻辑推向极端,最终只能通过全民公投实际数一数相对全体人口哪一方更多。但全民公投本身不仅带来大量经济成本,还会因全体国民分裂而引发巨大的社会成本。
我们在现代社会采纳并运用代议制民主的理由正在于此。正如“冲突是民主主义的引擎”所言,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一定程度的阵营对决与冲突不可避免。但在面临重要社会决策时,让所有持不同见解的市民每次都聚集一处讨论、审议,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通过定期选举选出代表我们的代表者,并要求这些政治人物聚集于国会,缩小各自代表阵营间的见解差异、导出共识,即从事“政治”。
民主主义是否成熟,取决于社会如何成熟地应对这种自然的阵营对立与冲突。从这一点看,对只有对立与僵局、政治缺席的汝矣岛国会的看法只能是令人忧虑的。更何况把政治置于次要、只奔向广场的政治人物,需要对自己作为市民代表被委任的主要角色与任务是什么进行痛切的省思与反省。
广场政治在我国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分岔点上承担了重大作用,这无疑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近的如2016年烛光革命,我们也清楚知道4·19革命与六月抗争同样为韩国民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拐点。但我们有必要自觉到,流于党派对立与数字对决的“缺乏沟通”的广场政治,对韩国社会的民主主义发展绝非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