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2 | 오지현 기자

[瑞草洞喧嚣] 郑庆心的“2小时40分”与嫌疑人讯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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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5小时中的2小时40分钟。这是本月5日第二次到检察机关接受传唤的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之妻、东洋大学教授郑庆心实际接受讯问所用的时间。据检方介绍,郑教授当天上午9时至下午4时查阅了第一次传唤时未盖章的讯问笔录,晚7时至午夜前后查阅了第二次讯问中制作的笔录后签名。调查持续了一整天,其中约12小时用于查阅笔录。

此事被报道后,继“皇帝传唤”争议之后,又出现了是否为“皇帝调查”的批评。“虽说以嫌疑人身份被传唤,却动用豪华律师团、期间休息,实际上把时间都耗在审阅笔录上”,这似乎是社会上的普遍认知。但考虑到任何国民都可能作为刑事案件嫌疑人被侦查机关传唤、站在侦查人员面前,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检方的嫌疑人讯问笔录是韩国刑事司法体系中构成检察权根源的核心要素。在韩国一旦成为刑事案件嫌疑人,多数情况下先由警方侦查,随后由接收起诉或不起诉“意见”的检方再侦查一次。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两份笔录:记载在警方陈述内容的笔录,以及记载检方调查内容的笔录。但两者的证据能力不同。依刑事诉讼法,与警方不同,检方讯问笔录即使被告人在审判中予以否认,仍可被采纳为证据。法律赋予了其强得多的可信度。这也意味着一旦盖章,就很难挽回。

当检方的笔录是带着有罪心证写成、问答按照与检方方向一致的取向进行时,嫌疑人实际上很难对抗。仅看最近10年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的统计,相对宣判人数,一审无罪率平均不超过1%,二审无罪率也仅为1%出头。无论是否清白,一旦被起诉,要在与检方的较量中获得完全无罪几近“摘天上的星星”。因此法律界内外持续有人指出,检方讯问笔录妨碍公判中心主义、侵害被告人的辩护权。

虽然为保障检方调查中的人权与辩护权实施了各种措施,但嫌疑人处于不利地位的状况依旧。一位律师表示:“调查过程中,若就嫌疑人不明确的发言作补充说明,在检方那里会立即被制止”,“在得不到法律人士协助的情况下,嫌疑人陈述的真意被歪曲的可能性很大。”另一位律师称:“虽说辱骂或公然营造威压气氛的情况几乎消失了,但对已经畏缩的嫌疑人反复提同一问题以诱导陈述的情况很多。”

随着法官因滥用司法行政权嫌疑而接受检方侦查,法官之间也出现了反省之声。连本身就是法律专家的法官也主张无法相信自己盖章的笔录,呈现出“奇景”。前韩国大法院首席、资深审判研究官柳海龙已提出宪法诉愿,主张赋予检方讯问笔录证据能力的刑事诉讼法条款违反宪法。柳前研究官主张:“在检察官办公室里的问答与法庭不同,既不录音,也并非把所问所答全部记载下来。”

目前列入快速通道(快速处理法案)的检警侦查权调整法案中,包含将检方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降至警方水平的内容。前检察总长文武一也强调对检方的民主控制,并提议“可以改变检方证据在证据法上的地位”。相反,检察总长尹锡悦在人事听证会上表示“从长远看应摆脱笔录审判”,但附加了“不应产生费用问题,也不应妨碍迅速审判”的条件。执政党与政府表示,上月18日的协议会上已将检方讯问笔录证据能力问题列为议题,但会议结束后并未提及相关内容。近来接连推出检察改革方案的法务部和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都没有提及检方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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