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韩国国家信用评级展望从“正面”下调至“负面”。当时距卢武铉政府上台仅两周。
此后,因LG信用卡不良事件,政府向信用卡公司提供了大规模流动性支持,加之源自中国的非典(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恐慌叠加,内需持续恶化。政府将经济增长率预期从5%区间下调至4%区间,卢武铉总统甚至亲自公开提及刺激景气。在此情况下,当年10月出台了以强化持有税为核心的10·29房地产对策。结果是在景气趋冷之际,反而进一步提高平民税负,开出了“逆向而行”的处方。一年之后经济副总理换人,2014年2月李宪宰副总理作为救火队员登场。
但即便老练的他,也频繁与当时青瓦台及执政党幕僚群体“386运动圈”发生矛盾。忍无可忍的李副总理抛出“386一代不懂经济论”,不久便去职。用当下的话说,房地产投机疑云“突然冒了出来”,普遍认为这源于李副总理的言论。作为“危机解决者”的李副总理,在平息因信用卡事件而动摇的市场方面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却不光彩地离任。目睹李副总理去职过程的官僚们,由此对386运动圈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386)需要时就请你来(当副总理),市场稍稍平静下来就被抛弃”的怀疑,至今仍笼罩官场。文在寅政府初期,一位官僚出身的人士曾被列为主要部门长官人选,但其追随的后辈们以“李宪宰案例”为例劝阻说“不能去”,这个故事很有名。
姑且不论收入主导增长等宏观政策,仅看对金融市场的微观政策,无论当时还是如今,似乎都没什么变化。信用卡加盟店手续费下调风波便是典型。为安抚因最低工资上调而反弹的自营业者,政府把加盟店手续费政策当作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但真正受益的并非小微自营业者,而是经营多家社区超市、年销售额500亿韩元的大型超市老板们。他们在手续费下调决定出台后,在光化门李舜臣铜像前举着写有“感谢总统”的牌子表达谢意,引人注目。这是政策矛盾暴露无遗的讽刺场面。
金融当局表面上说是为削减过度的营销费用,实则等同于屈从于政界要求在明年大选前安抚自营业者不满的指令。若不是把金融视为并非需要培育的产业、而仅仅是可以东远集团的“政策手段”,这样的决定很难作出。家庭贷款总量管制或看不见的手介入贷款利率,也不可等闲视之。考虑到高达1500万亿韩元的家庭负债,从宏观角度或许值得欢迎,但扭曲市场的粗糙政策应予避免。近期前金融委员长崔钟球也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离任致辞:“对(政界或舆论等)毫无根据的干预市场要求,必须坚决警惕。”银行盈利就批评其靠“钱生意(存贷利差)”轻松赚钱,也是危险的想法。银行赚不到钱,外国投资者转身离去是基本后果,而当边缘家庭或边缘企业出现不良、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时,银行也无法在中间充分发挥缓冲作用。
15年前被批评“不懂经济”的386运动圈,如今已不只是总统幕僚层级,而成了“合伙人”。近期见到的一位人士说:“(卢武铉政府)当时的386们只停留在幕僚(青瓦台行政官)层级,如今则拥有强大的力量与人脉,足以称为文在寅总统的‘合伙人’。”这是在委婉表达:如果当下的386一代仍困于过去式的黑白逻辑,就无法正确把握现实议题,也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对策。
在“386一代的角色已走到尽头”的判断出现之际,当年李宪宰前副总理离任时所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希望把献身民主化的386一代的热情,献给开启3万美元时代的经济飞跃。” w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