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监查院对仁川国际机场公社、首尔交通公社等机构的审计结果,全面涵盖了在推进非正规职转正规职政策的大部分公营企业中集中爆发的经营合理性、与原有劳动者之间的公平性、以及转正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作为文在寅政府转正政策样板的首尔交通公社,自政策推进的去年起,就不断出现费用负担和青年劳动者提出的公平性质疑。韩国道路公社收费站收费员直接雇佣问题,也呈现出使用者的经营合理化与工会改善劳动条件要求相互碰撞的局面,很难说与韩国监查院的指摘无关。不过,政府和首尔市均表示,为解决“同工同酬”和“危险外包”问题,没有修改转正政策的意向。专家指出,“归根结底是劳动政策的细节不足”。
根据30日韩国监查院“非正规职招聘及转为正规职等管理实态”审计结果,韩国监查院针对仁川机场公社的转正政策集中指出了公正性问题。仁川机场公社在文在寅总统就任后仅3天的2017年5月12日,依据“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归零”政策,决定将在机场公社工作的合作公司员工全部转为正规职(无固定期限合同职),此后推进对52家合作公司9871名员工的转正。韩国监查院认为,在“入职合作公司→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职”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新进合作公司的招聘本应确保公正性,但却在没有笔试的情况下仅以书面审核选定面试对象,并由事业所现场所长等实施面试,程序过于简化,在程序上和内容上均不公正。也就是说,转换录用对象比参加公开招聘的普通国民更为有利,却未能保障公正性。
这一点在首尔交通公社也被同样指出。首尔交通公社的前身都市铁道公社和首尔地铁公社,过去曾把由员工推荐的亲属等仅经过面试等简易程序录用为合同期制员工,或在毫无评价的情况下接纳身故员工的遗属为合同期制员工。韩国监查院认为,如果当初的合同期制录用本身不公正,就应制定将这些人排除在转正之外的方案。
与原有员工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也被提及。首尔市自2007年起推进将合同期制非正规职员工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职,2016年5月九宜站事故后确立了将无固定期限合同职转为正规职的方针,并于2017年8月传达给下属机构;首尔交通公社则在略超期限(2018年1月)的2018年3月完成转换。这些人被任用为低于既有公开招聘新人级别7级一档的7级补(工龄不满3年),此后参加7级晋级考试。问题在于,这次晋级考试难度为高中毕业水平,94%的人合格。当时在考试过程中,交通公社的青年劳动者主张考试不当,该问题演变为劳资矛盾及劳劳矛盾。
韩国监查院还指出了“经营合理性”方面的问题。首尔交通公社的营业亏损在去年和前年均超过5000亿韩元。韩国监查院认为,“在要求以公社自有财源承担一般职转换费用的同时,却未审查是否实际可用自有财源承担,从而为一般职(正规职)转换工作的勉强推进提供了原因”。韩国监查院还多次指出,首尔市30年间转换费用估算值(以2018年为准27亿8000万韩元)830亿韩元,也可能随着晋级和工资级别上升而进一步增加。
首尔市反驳称此次审计结果不合时代。首尔市行政第一副市长姜太雄表示,“韩国监查院的审计结果是认为在从无固定期限合同职转为正规职的过程中需要更严格的实测验证,但首尔市在无固定期限合同职转换过程中已经经过了验证”,并称“这是劳动哲学和对劳动权尊重方面的见解差异,也是对非正规职转正这一时代性、历史性课题理解不足”。首尔市计划向建议罢免首尔交通公社社长金泰浩的韩国监查院要求重新审计。其立场是,“非正规职转正”政策应毫不动摇地推进。
专家指出,即便“非正规职转正”政策本身正确,在众多利益相关方交织的情况下也需更加细致。釜山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赫表示,“转正本应以细致的设计图为基础,但在没有设计图的情况下就实施政策,再想边做边改,只会引发劳资、劳劳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形式上只把重点放在转换上,低估了公正性”。高丽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钟善也称“转正的方向设定是正确的”,同时建议“工会向韩国企划财政部要求追加人力财源,公司方想实现正常化却要顾虑掌握预算权的企划财政部,因此需要人力成本等财政支援”。
另一方面,同样被列为审计对象的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被查明,有公社员工作为非正规职面试委员参与面试,给亲弟弟打出最高分并于2017年4月录用;韩电KPS在招聘非正规职时,也不当录用了不符合招聘公告资格要件(4人)或提交虚假履历证明(1人)的人员。不过,关于2016年5月九宜站金某死亡事故后,同年8月首尔市推进下属机构无固定期限合同职全员转正,至实际转换时点2018年3月期间,民主劳总首尔交通公社工会等有组织地将亲属录用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职的疑惑,经查证并无事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