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6 | 오현환 논설위원

[徐相穆 社会福利协议会会长]“韩国国民年金小修小补挡不住‘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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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已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的时候。如果不把韩国国民年金改为收入比例型年金、提高费率,并最终与公务员年金、军人年金整合改革,就绝无解决之道。”社会福利协议会会长徐相穆(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针对迟滞不前的国民年金改革问题,提出了“综合手术”的解法。他认为,如今问题已恶化到国会、政府、民间委员会层面都无法修补的程度。因此他强调,只能像前总统卢武铉的迁都承诺那样,作为总统大选承诺提出,执政后加以落实,才有可能破解。他特别补充说:“随着基础年金的引入,再分配效果已经强化,因此只有把国民年金像欧洲、日本的国民年金或我国的公务员年金、军人年金那样转为收入比例方式,提高保费才会被接受。”徐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任职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期间主导了国民年金的引入设计,此后在90年代中期担任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时期,为将国民年金扩大到农渔民、自营业者发挥了重大作用。23日,记者在首尔麻浦区孔德洞社会福利协议会会长办公室听取了他对年金改革的解法。

——韩国的社会福利是如何起步的?

△1952年6·25战争期间,釜山有许多孤儿、寡妇等困难群体。政府当时处于等待联合国军援助的状态,根本无从考虑福利。当时一些有志的慈善家自掏腰包,并获得外国宗教团体的支援,建起了孤儿院和多个社会福利设施。这些机构的联合体成为社会福利协议会的雏形。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因失业者、城市贫民问题,仅伦敦就出现了数百个慈善团体,并组建了其协议会。韩国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类似的脉络。政府正式着手福利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在经济企划院企划局设立了社会开发科,在KDI设立了社会开发部。我也是在这一时期回国,在KDI社会开发部开始了贫困研究。

——您主导了国民年金引入当时的设计。

△1983年10月9日仰光爆炸事件中,副总理、经济首席秘书等多位人士遇难,职位空缺,KDI院长、副院长都进入了政府。当时36岁的我年纪轻轻便出任副院长,原在韩国银行任调查部长的安承哲出任院长。次年年初,我与安院长一同去见全斗焕总统,算是一种“报到”。不能空手前往,于是简要写下七项经济议题带去,其中就包括国民年金。我报告说:“年金成熟需要几十年,那时老龄化就来了,现在不启动年金会出大事。”结果反而被训斥:“徐博士在美国待久了,不了解韩国。搞这种东西,韩国就垮了。”此后“徐相穆建议引入国民年金,但总统拒绝了”的消息在官场传得沸沸扬扬。事实上,政府在70年代初曾试图引入国民福利年金,但因石油危机被无限期推迟。然而1977年医疗保险引入后,年金的必要性再次浮现。于是1985年初,经济企划院要求KDI制定实施国民年金的具体方案。既然在青瓦台被训斥过,那就让我来挑这个担子。我亲自担任研究组长,在1985年前后完成了实施方案。恰逢1986年1月初改组内阁,KDI院长金满堤被任命为经济副总理。我向副总理报告说“国民年金必须要做,但没有人愿意给猫脖子挂铃”,他表示“我来做”。4月,副总理来消息说已获总统批准。据说是全斗焕总统对欧洲国事访问后心情不错,在归国的飞机上作了报告并获得许可。不过条件是要促成韩国劳总与经营者总协会达成一致。于是我走访双方,以将法定退职金的一半作为保费投入国民年金的方案促成了共识。此后从5月开始进行法案工作,在定期国会通过,从1988年起开始实施。

——初期的收入替代率和费率是多少?

△把表示年金额占终生月均收入百分比的收入替代率定在70%,计算下来费率需达到月薪的15%~17%。当时许多发达国家正处于年金改革前夕,收入替代率都在70%左右,所以我们也定在相近水平。公务员、军人年金大体也是这个水平。但若让人缴纳17%的保费,必定引发轩然大波。于是决定从3%起步,每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但在国会提高到9%后,有人认为不能超过两位数,于是停了下来。以这样的保费当然根本无法支撑。在柳时敏担任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时期,保费维持不变,而把收入替代率在20年间下调至40%区间。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半截年金”。要缴满30年才能领取完整年金,但缴满30年的参保者寥寥,才有了这种局面。回头看,老龄化的走势与预测大致相符,但没有预测到低出生率,基金枯竭因此提前了。

——基础年金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欧洲的国民年金中包含有帮助老人生活的基础年金,而我们没有设置基础年金,取而代之的是在起步时极大强化了收入再分配功能。因此设置了收入上限制(目前为486万韩元,月薪超出上限者也按此上限缴纳保费并领取年金)。但随着时间推移,老龄化问题凸显,引入基础年金的必要性增大。相应地,国民年金也有必要像欧洲那样改为“缴多少拿多少”的收入比例型年金。2002年大选时,候选人李会昌提出把国民年金拆分为基础年金和收入比例年金的承诺,也是这一思路的反映。然而在试图引入基础年金时,国民年金参保者强烈反对:“为什么要把我们缴的钱发给别人?”结果,年金改革虽在国会有过讨论,但只实现了以政府财政支付基础年金,未能完成向收入比例型的转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基础年金不要普发,而要集中给贫困人群。

△目前基础年金只发放给收入后70%的人群,但我认为应不分收入与财产,发放给所有老人。因为老人一旦工作取得一定收入就领不到基础年金,于是产生索性不工作的倾向。在健康长寿成为趋势的情况下,让老人无法工作的制度并不可取。我国的老人贫困率和老人自杀率位居世界之首,正是因为年金制度不理想。即便金额不多,也有必要以基本收入的理念发放给所有老人。

——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未能就国民年金改革达成一致,把球踢给了国会。

△在国会要对年金进行根本性改革极为困难,因为有大选与总选,选票会分化。政府推动国民年金改革也很吃力。即便成立民间委员会,改革也不容易。因此只能在总统选举时作为竞选承诺提出,进行根本性改革。正如卢前总统在总统选举时承诺迁都并当选后加以推进那样,只能这么做。

——如果国民年金的费率(9%)无法再提高,后代势必背上巨大负担。

△随着基础年金的引入,分配功能已得到强化,因此重要的是弱化国民年金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将其改为收入比例型年金。只有改成“自己缴的自己拿”的方式,即使提高费率也不会有太大不满。按收入上限缴费的人,其年金若考虑40%的收入替代率,也仅停留在100多万韩元的中段水平,放任这种现实什么都做不成。公务员年金和军人年金都是收入比例型年金。欧洲、日本的国民年金也大多采用收入比例型。前不久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金成柱谈到收入比例年金改革,这话是对的。最终应当把国民年金与公务员年金、军人年金整合。另外,由于公务员年金、军人年金中包含退职年金的性质,在并入国民年金的同时,应把退职年金单独分离出来。日本也曾面临同样问题,但完成了改革。如今已到了必须断然实施根本性年金改革的时候。

——有意见认为应把退职金的一部分用作国民年金的财源。

△国民年金起步当时,劳总与经总曾达成一致,把每年必须积累一个月工资的法定退职金(月薪的8.33%)中的一半投入国民年金。若一半留在现行退职年金中,另一半纳入国民年金,可产生相当于费率提高约4个百分点的效果。围绕是否把退职金视为公共年金性质,经总主张引入国民年金后就应取消退职金,劳总主张应单独保留,双方在此之间形成了妥协点。据我所知,不仅经总,劳总至今对该议题也没有强烈反对。

——据说年金基金收益率只要提高1%,就能把枯竭时点推迟9年。

△把国民年金基金运用本部迁往地方是个笑话。KDI从首尔弘陵搬到世宗市后,作为中坚力量的研究员全部流失,据说苦不堪言。留下的只有刚入职不久的员工和年纪较大、无处可去的员工。正处于工作黄金期的员工因为可以在首尔其他地方就业,全都离开了。年金基金运用本部也是一样。为什么非要设在全州?这根本说不通。国民年金总部可以留在全州,但基金运用本部必须迁到金融机构云集的首尔光化门或汝矣岛,才会在提高收益率上形成竞争力。作为补偿,应把有助于地区发展的项目作为礼物给全州。

——政府正在不断强化受托人责任准则。

△制定国民年金基金运用原则时,提出了收益性、安全性、公共性三大原则。进步阵营称为守住公共性原则需要受托人责任准则,保守阵营则批评这是“年金社会主义”。韩国的国民年金基金目前约为700万亿韩元,未来将积累到约2500万亿韩元。规模如此巨大,自然要考虑公共性,但不能以政权层面的党派私利去操作。基金一旦超过2000万亿韩元,国民年金就可能成为国内所有大企业的大股东。若不满意,不仅可以更换高管,甚至可以换掉主人。应当设立类似金融货币委员会的独立委员会,或者设法使其不至于依党派私利作出决定。公益性必须在长远格局下守住原则。有必要借鉴澳大利亚——它利用年金制度把资产管理产业培育成了世界一流。

——社会福利协议会近来关注的领域是什么?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持续扩大社会福利已有40多年。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应把重点放在精细调整(fine tuning)而非新的扩张上的时候。再扩大下去,财政负担可能加重。如今在向政府提出社会福利要求之前,应寻找民间自行解决的路径。企业的社会贡献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重要,大多数韩国企业也有此认识。因此协议会与韩国保健福祉部正准备在下半年引入地区社会贡献认定制,以激活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获得认定后,可在信用保证基金审查等环节获得加分。此外,还打算利用已登记的820万名志愿者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帮助有钱的人出钱、有时间的人出时间、有才能的人捐才能,使这类活动更加活跃。导师制、食物银行等各类分享事业就属于此类。我认为,通过这些工作打造全民参与、共同享有的福利社会,正是社会福利协议会的主要作用。

——如果有话想对86一代说?

△有分析认为,国家富裕与贫穷并非源于气候、文化因素,而是源于政治制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比南北韩。在南韩享受种种便利地生活,却憧憬北韩的制度,这是荒谬中的荒谬。共产主义已全面破产,如今实际上是被抛弃的思想。少数残存的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在推行右派政策。巴西的卢拉·达席尔瓦一生从事左派运动,但当上总统后,把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交给了不只是右派、而是获得世界认可的右派经济专家,从而获得成功。除了北韩,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搞左派政策。我是以“增长与收入分配”为主题取得博士学位的人,进步倾向很强。但我在世界银行走访印度、巴基斯坦等贫困国家后,亲眼确认了这些国家都因搞社会主义而导致经济困难。市场很重要,私有财产制度很重要。因为努力工作所得归自己,人们才会努力。如果国家夺走,谁还会努力?所以市场经济中才会出现创新,效率也才会提高。这一点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不过分配问题依然存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会更加严重,因此倡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达沃斯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也首先担忧分配问题的恶化。从这个角度看,建立稳固的社会安全网非常重要。社会安全网即便为了企业也是必要的。可以看到,瑞典的市场经济运行得比美国更彻底,所以才会出现创新。右派不应只批评左派,而应共同建设健全的社会安全网。

——北欧征税极高,这适合我们吗?

△与北欧相比,韩国的共同体意识较弱。北欧一旦经济困难,工会就会主动削减工资。我们有不少人钻制度漏洞套取政府资金,而在北欧,一旦这样做就会因社会信任的存在而在社区里无法立足。那些国家的天然资源也相对丰富。而我国国民并不喜欢加税。加税还会削弱企业竞争力。北欧有可学之处,但不能照搬。必须打造韩国式模式。看福利国家模式,有北欧模式、英美模式,以及德国、法国那样的大陆模式。韩国与日本、台湾属于在大陆式基础上加入英国式的模式。可以说,这是以此为基础先行推进经济发展、福利随后跟进的模式。因此欧洲的福利正在缩减,而我们至今仍在持续扩大福利。南美模式引入了大陆式,但是失败的模式。所以不要想着无条件追随北欧,而应发展我们自己的模式。韩国模式也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成功模式。

——回顾在世界银行、国策研究机构、国会的经历?

△在世界银行和KDI、以及担任长官的时期最有意思。国会议员一个人能做的事不多,总要谈判,有时还得“肢体冲突”。好在在政界也全权负责政策,工作有成就感。我还是连续6年担任预算决算委员会委员的首位国会议员。若要举出与我相关的最大插曲,有三件。第一是让国民年金落地;第二是金泳三总统表示要以总统职位为赌注阻止大米市场开放时,我制定了投入42万亿韩元的农渔村结构改革政策;第三是台湾试图把核废料出口到北韩时,我说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加以阻止。/论说委员 吴贤焕 h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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