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德国国债,所以很安全,只要德国不倒,绝对不会亏损”
这是销售DLF当时友利银行和KEB韩亚银行的私人银行家(PB)向投资者推销时说的话。属于第1级激进投资类别的高风险产品被包装成安全产品,向个人大受欢迎地销售,金额竟高达8224亿韩元。考虑到19日和26日到期的友利银行DLF最终收益率分别为-60.1%、-98.1%,上述说法给人一种近似“诈骗”的感觉。
一生积攒的钱在瞬间损失殆尽的令人痛心的故事,连日来在金融界不断涌现。说的就是衍生结合证券“DLF”。以19日到期的友利银行为起点,到11月为止,友利银行和韩亚银行合计1699亿韩元规模的DLF将陆续到期,投资者的损失规模看来会进一步扩大。被称为“第二个KIKO”的DLS事件,原因究竟是什么?又为何让人感到与过去重叠?
DLS是由基础资产的波动性决定收益与损失的衍生结合证券。或许听说过的ELS、ELD、ELF、ELN都是同一家族。这些产品的共同点是都带有“L”字,即“linked”。意思是与代表“E(Equity)”的股票及股价指数、“F(fund)”基金、“N(note)”债券的收益率“联动”。“D(derivative)”指衍生品,“DLS”是在ELS(股价联系证券)基础上扩展,以利率、货币、实物资产等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DLF”则是把DLS做成基金形态的衍生结合产品。
这些产品在基础资产满足既定条件时支付约定收益率。由于收益率按事先确定的方式决定,只要基础资产在一定期间内不脱离既定区间,就支付约定收益率;一旦脱离区间,就会出现本金损失,这就是其结构。
出问题的DLS,由各类投资公司设计、发行,资产管理公司将其纳入私募基金组合构成DLF,银行再取来销售这些DLF。通过银行柜台的客户听到“有收益率更好的产品”的介绍,便加入了“比存款和定期存款收益更好”的基金。一位银行职员称“当时卖不出DLS产品的话,都会被说成‘傻瓜’”,由此可见当时产品的火爆程度。
此次出问题的国债联系DLF,其基础资产是英国、德国、美国国债利率,若相关利率上升就可获得一定水平(年3.5%~4%)的收益。以友利银行为例,在9月确定损益的3月销售DLS当时,作为基础资产的德国国债(10年期)利率已进入负值区间,产品部门判断利率不会再下跌,这一判断介入其中。但德国和英国国债利率出现前所未有的下行局面,6月德国国债利率一路跌至历史最低的-0.3%。英国国债(10年期)也在7月跌至前低点0.64%,被视为“万分之一”可能的假设成为现实。19日到期的友利银行第1期DLF规模为134亿韩元,最终收益率为-60.1%。第1期投资者的损失额约为80多亿韩元。如果投资者投入1亿韩元,就只剩下4000万韩元。26日到期的友利银行“KB德国利率联系专门私募证券投资信托第7号”产品为4个月超短期期限,本金损失100%已成定局,但因利率票息收益和部分调整,最终损失率为98.1%。若投资1亿韩元,手中只剩190万韩元。
那么,造成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谁呢?
在产品销售能力不足的状态下,为达成非利息收益目标而过度推动销售的“银行”,不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即使实施不完全销售也要达成销售指标的“PB”,以及在对投资产品缺乏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就投资的“投资者”,都无法回避责任。不幸的是,其原因与因不完全销售造成大规模损失的2008年KIKO事件、2013年Tongyang集团企业票据(CP)事件极其相似。
KIKO事件是出口比重较高的企业为应对汇率下跌而与银行签订的期权型合约。其结构是当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可按事先约定的汇率卖出美元以获利或防止损失。问题出在汇率涨超预期区间之时。当时汇率一反下跌的预期而暴涨,众多企业遭受数万亿韩元级别的损失。受损企业919家,损失金额高达3万1588亿韩元,受损企业中有235家不得不停业、进行债务重组或走企业重整程序。若说当时的事件与现在有何不同,那就是KIKO的受害对象是中小型企业,而此次事件还包括投入养老资金的个人。
Tongyang集团企业票据事件是指2013年东洋集团发行并销售不良子公司企业票据(CP)和公司债共1万7000亿韩元,致使4万余名投资者遭受损失的事件。当时东洋集团持有的大规模负债以CP和公司债的形式在子公司之间循环腾挪,最终因再也无法承担负债,东洋集团走向破产。结果,投资TongyangCP的个人投资者遭受约7000亿韩元以上的损失。韩国金融监督院指出:“属于不完全销售,其风险水平对于以本金安全为先的银行来说过高”,“如果劝诱投资就是背信,如果不知情而销售则构成过失”。
在经历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金融当局不断细化强化销售规定。但因不完全销售导致的大规模损失事件仍在反复发生。虽然出台了高龄投资者保护方案,但也只停留在销售过程中需要追加填写文件的水平。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将就此次事件从产品设计过程到制造、销售实态进行检查,但部分人士担忧最终只会导致衍生结合产品市场萎缩,原因正在于此。金融当局必须详细调查销售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周密设计投资者教育和保护机制,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重演。同时,个人也应牢记,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地方“都伴随相应的风险负担”,对所投资的所有产品始终保持警惕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