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日本将近代制度移植到朝鲜,农业生产增加,1930年代随着工业化推进,经济总量增长。尽管如此,无论是农民还是资本家、社会主义者还是美国、留学派、文人还是经济学者,抛开阶层和学术基础的差异,当时的朝鲜人没有一个认为殖民地经济是富足的。”(新书《解构走向和平的近代主义》部分内容)
随着最近出版的《反日种族主义》成为书店界的话题,正面批判该书的著作接连问世。它们指出所谓日本殖民统治为韩国发展与近代化奠定基础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实质与问题。也有评价认为,这超越了单纯批判,提供了揭示《反日种族主义》所主张逻辑漏洞、并借此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机会。
最近,东北亚历史财团推出了正面反驳所谓“日本殖民地成为韩国经济发展根基”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通识读物《解构走向和平的近代主义》。该书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超过10%的朝鲜人因无法忍受饥饿而迁往周边国家的离散(Diaspora)现象,指出以量的增长论为基础的殖民地近代化论及其追随势力的问题。
殖民地近代化论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值增加,所有人就都过得好”的量的增长论为根基。《反日种族主义》作者们所属的落星台经济研究所主张“韩国近代性增长的历史始于1910年”。其逻辑是,基于1920年代的产米增殖计划和1930年代日本氮肥(株)等垄断资本的流入,朝鲜工业化政策成为解放后韩国经济的基础。
但该书反驳称,解放刚过的1946年南韩总收入骤降至低于国家被日本夺走不久后的1911年的水平,朝鲜人的生活水平也丝毫没有改善。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1920至1930年代,尽管日本推行工业化政策,仍上演了朝鲜半岛超过10%人口移居日本、中国、苏联等国外的离散悲剧。迁入城市的农民只能领到不及最低生活费的工资,不堪生活困苦而自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人还要遭受名义上伪装为招募、介绍、征用的强制动员。
该书作者、近现代史研究者、高丽大学教授郑泰宪表示,“殖民地近代化论所主张的‘若没有殖民统治,市场经济便无法形成,近代教育也无法普及’这一假设极具政治性,只是脆弱的逻辑”,“殖民地近代化论的统计分析与方法论在经济学界也未获认可。”
该书将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背景追溯至1980年代中后期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其出发点是相信日本的殖民统治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书中说明,这种逻辑体系随着冷战结束在日本国内迅速扩散,也曾被韩国学界、政界、经济界集体接受。此后,作者诊断认为,韩国国内作为对1990年代民主化进程的反作用,极右化倾向加深,使这种色彩更加浓厚。
郑教授表示,“殖民地近代化论在解放后从近代主义变脸为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至今仍在韩国近现代史认识中占据支配地位”,“唯独在韩国社会,保守主义与‘反共’结合并表现为盲目的近代主义的倾向非常浓厚。深深渗透韩国社会的近代主义,正是殖民地近代化论这类历史认识在1990年代以后于韩国抬头并被接受的土壤。”
此前,日本学者、韩国历史研究所常任研究员鸟海丰出版的《日本学者眼中的殖民地近代化论》,也因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围绕土木业的殖民地近代化论进行实证批判而受到关注。鸟海研究员通过朝鲜总督府统计资料等指出,在“为朝鲜好”的大义名分下投入的资金相当部分落入日本人手中,朝鲜人仍在贫困中挣扎,由此点明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虚像。他说,“日本为使殖民统治合理化,留下了大量对日本有利的资料,甚至影响到韩国学界”,“这导致了目前殖民地近代化论强势的结果。” /记者 崔成旭 secr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