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4 | 임웅재 기자

[林雄载资深记者观点]中国有15~20家大数据交易所…韩国法案在赞反争论中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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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法案审查小委员会将于27日审查《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但该法案能否在今年例行国会会期内获得通过仍属未知。一方面民间团体对修正案反对声强烈,另一方面围绕曹国韩国法务部长官的去留,执政党与在野党尖锐对立。明年有大选,若明年年初国会仍未处理,该法案将在第20届国会被废弃。小委员会曾计划在8月底讨论该法案,但因自由韩国党就《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表决问题表示反对而未能召开。

共同民主党议员印在瑾去年11月作为代表提出的修正案,是政府与民主党经党政协商拟定的法案。核心内容是允许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经假名信息处理的个人信息(例如把“许浚”的姓名改为“洪吉童”,在没有附加信息的情况下无法得知是谁的信息)。修正案将监督个人信息滥用和泄露的监管机构统一为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并将相关法律中类似、重复的规定基本统一到《个人信息保护法》。

修正案特别将假名信息的使用目的限定为统计编制、科学研究、公益性记录保存等。但民间团体等反对称:“实际上把所有研究都界定为科学研究,企业可以为追求私利而处理个人信息”,“无法接受取消信息主体同意程序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

参与连带等民间团体批评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等虽声称将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水准保护个人信息,实际上却削减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处分权。即为了让企业能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基于个人信息的数据,试图限制甚至彻底取消信息主体的管理控制权。

信息人权研究所研究委员吴炳日表示:“最近发生了收集药店处方单并转交给IMS Health的案例。《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只要作了假名处理,就允许个人信息被广泛商业利用并可结合提供,类似IMS的案例会更加频繁。”他担忧通信、金融、医疗等大企业之间将可能实现客户信息的无限共享。他强调:“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措施薄弱,个人信息影响评估仅适用于公共机构,可能出现滥用案例”,“应制定更严格的规范来完善法案,并增加对研究者的审核程序”。

人道主义实践医师协议会事务处长郑亨俊也主张:“欧洲公共医疗占95%,而我国民营医疗占95%。若通过比欧洲GDPR大幅放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企业等利用个人医疗信息将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

国家人权委员会也在7月指出,“科学研究”的范围模糊且抽象,存在假名信息被广泛、笼统滥用的隐忧。同时向国会议长表明意见:假名信息若与其他信息结合,可反向追溯确认是谁的个人信息,因此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假名信息的使用范围和条件,并强化安全措施。因为健康、遗传信息的特性使敏感个人信息容易被暴露或利用。

相反,医疗界和产业界则表示:“应利用长期积累的数据,为患者开发定制化医疗服务”,希望通过修法降低数据获取门槛。

开发了体温管理应用程序、流感诊断软件(SW)等的AIMMED代表申在源(家庭医学科专科医生)表示:“利用汇集医疗数据开发的软件,可以比每隔一周汇总并发布流感等传染病数据的疾病管理本部提前5天以上掌握流感流行信息”,“此外,利用这类应用和软件,还能更迅速、准确地掌握预防接种等药品的不良反应”。

申代表接着说:“像这样对患者有帮助的服务很难从公共部门产生,因此政府和公共机构有必要为民间开发创新服务提供必要的基础”,“但一提出共享数据来做创新服务,就会有人说‘为什么要给特定企业这种优待’,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对此表示遗憾。关于数据利用带来的收益,他补充说:“必须建立能够向医院和提供信息的个人进行分配的制度,才能实现大数据利用的良性循环。”

首尔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科学信息室室长尹亨镇强调:“(利用过往医疗信息的)回顾性研究,要逐一取得个人信息使用同意几乎不可能”,“因此通过假名化、匿名化等去标识化方式利用信息非常必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委员郑一荣指出:“对于修正案中的科学研究,应聚焦于利用方式和程序,而非民间、公共等利用主体和范围。”

不过也有意见认为,只有在敏感个人信息汇集过程中设立防止滥用的最低限度安全措施,法案才能获得国会通过。对此,行政安全部认为,去掉姓名的匿名信息无法得知是谁的信息,因此不属于个人信息,而假名信息相比匿名信息的个人识别可能性更高,因此正在探索将其可作为数据使用的条件与匿名信息区别对待的方案。

行政安全部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科事务官郑英洙表示:“假名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人信息属性,因此与匿名信息不同,可要求其具备若干条件才能作为数据使用”,“同时还需要做到无法重新识别假名信息属于谁”。

此前,政府在2016年为激活大数据、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制定了《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措施指南》。据此,经去标识化处理的个人信息可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用于企业营销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尚未在国会获得处理的当前状况下,该指南成为去标识化信息利用的标准。

然而次年,民间团体以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为由,起诉了依据该指南提供大数据服务的20家企业和4家去标识化处理专门机构。就此,检方在今年3月认定,依据《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措施指南》进行去标识化处理的个人信息处于无法识别特定个人的状态,因此不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指的个人信息。

韩国保健福祉部于本月17日开通了“保健医疗大数据平台”,将健康保险公团、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国立癌症中心、疾病管理本部等4家公共机构持有的医疗数据相互衔接,用于政策研究等公共目的。这是保健福祉部自2017年3月成立保健医疗大数据推进团以来首次推出的社会讨论成果,也是现阶段政府能够采取的大数据利用方案。

例如,要研究肾脏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管理方案,就需要肾移植患者的手术记录及此后的并发症记录。但手术记录由疾病管理本部掌握,并发症和药物处方记录由健康保险公团掌握。将两组大数据衔接后,就能掌握接受肾移植手术的患者发生了多少并发症。像这样将多个机构的相关信息衔接起来,在增进国民健康方面效用很大。

但这只是大数据利用迈出的第一步,法律依据依然薄弱。试点项目依据《保健医疗技术振兴法》和《保健医疗基本法》推进,但若要扩大为正式项目,就必须通过在国会搁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因为关于未经信息主体同意提供和利用保健医疗大数据的范围、方式、程序以及信息保护措施等的法律依据不足。

也有人指出,受《个人信息保护法》限制,无法使用居民登录号作为识别码,把不同的人识别为同一人而产生错误的可能性约为15%。即仅凭姓名、出生日期、性别识别个人,准确度会降至约85%。

若要利用医疗数据开发人工智能(AI)软件,还需要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EMR)等。只有拥有大量数据的大型医院等与AI软件企业携手合作,才能完成开发。

如此,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一直是激活保健医疗大数据利用的障碍,但国会的讨论进展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已设立上海数据交易所等15至20家数据交易机构,各企业可买卖所需数据。若无法摆脱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的宏大论争,这种大数据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对美国等全球企业的大数据和AI软件等的依赖度也只会上升。资深记者 林雄载 jae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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