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出现了一个极为鲜明地显示出对韩国经济认识差异的事例。文在寅总统16日表示,就业形势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改善,因此经济尽管困难,但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18日,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晚则公开表示,经济成了被抛弃、被遗忘的孩子。谁的话是对的,似乎无需赘述。“在政治压倒经济、划分阵营成为日常的当下,谈论经济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遗憾之情更为强烈。
外部对韩国经济的评价相当冷酷。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再次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从2.4%下调至2.1%。去年11月曾预测为2.8%,10个月内三次下调,累计下调了0.7个百分点。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不足2%的主要机构超过11家。
对韩国经济的客观评价在投资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民间投资增速在2017年3月为16.2%,此后迅速下降,今年3月降至负7%。今年截至7月流入韩国的外国人直接投资,按到位金额计同比骤减45.2%,仅为56.1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全球外国人直接投资以2015年为顶点持续下滑,去年为1.3万亿美元,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据此也可以主张外国人直接投资减少并非韩国独有的问题。然而同期韩国企业对海外的直接投资金额反而增加。据韩国银行数据,今年截至7月,国内投资者的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增加约21亿美元。截至2015年一直维持在300亿美元水平的海外直接投资,2016年骤增30.4%至396亿美元,此后2017年为446亿美元、2018年为498亿美元,分别增长12.6%和11.6%。
在全球外国人直接投资减少的情况下,唯独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骤增,是从2016年开始的。即便说2016年因以烛光集会为代表的国内政治动荡使企业增加了海外直接投资,也很难将文在寅政府成立后国内企业“脱韩国”现象的持续仅归因于中美贸易战等对外因素。
过去两年企业投资环境恶化的问题已被无数次指出。随着法人税上调、最低工资急剧上涨、劳动市场刚性加剧、监管改革迟滞及各类管制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经济结构日益加深,国内制造业为求生存不得不走向海外。总统也承认经济困难。然而拯救困难经济的方案却与两年前相同。应趁为时未晚,回到以就业政府自居的初心,冷静评估过去两年的功过,并在正确评估的基础上推行政策。
企业投资活跃是最好的就业创造方案,这一点十分明确。竞选承诺履行率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最高的唐纳德·特朗普,其经济政策“特朗普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可概括为减税与监管改革、保护贸易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2016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曾预计,随着特朗普承诺的落实,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2%中段至3%中后段,但此后尤其是2019年将出现负1.5%左右的增长率。然而OECD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穆迪预测大幅失准有多种原因,但美国经济远好于预期的原因之一是亲投资的监管改革,这一点毫无异议。其代表就是每引入1项新监管必须废除2项既有监管的“一进二出(1 in 2 out)”制度。这并不只是意味着在数字上废除的监管数量必须更多,而是体现了必须证明新监管的引入成本被废除监管的成本所抵消这一原则。
投资环境改善的核心在于监管,这一点十分明确。即便现在也应尽量减少政府失败。只有摆脱一味推出不可逆措施、却对真正必要的利害关系调整持不负责任态度的做法,才会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