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判断称,在2017年9月触及景气高点后,受半导体行业景气低迷和美中贸易争端加剧等外部环境恶化影响,国内经济收缩加剧。但批评声浪强烈,认为文在寅政府上任后强化房地产管制、大幅上调最低工资和提高法人税率、韩国银行上调基准利率等举措,未能对景气作出正确判断,政策失误。有人指出,政府不承认在政策全面实施的去年第四季度之后经济状况尤其恶化的政策失败,只把责任推给外部条件。
韩国企划财政部在正式确认第11轮循环期景气高点为“2017年9月”的20日,由第一次官金龙范主持,与主要研究机构及投资银行(IB)的宏观经济专家举行了座谈会。企划财政部表示,与会者对2018年以来保护贸易主义扩散过程中全球贸易及制造业全面萎缩、全球困难加重的状况表达了忧虑。Statistics Korea经济动向统计审议官安亨俊当天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各国景气高点集中在2017年末至2018年初,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动向呈现同步性”,“认为对外环境恶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在进入景气下行期之际,政府的诊断与处方是否恰当,这一争议难以回避。因为有分析认为,全球下行风险扩大叠加政策因素,使景气恶化更为陡峭。从企划财政部每月发布的《近期经济动向(绿皮书)》来看,2017年4月评价为“出现复苏迹象”,当年11月则称“复苏势头将延续”。提及“景气低迷”仅是6个月前的今年4月。在这样的判断下,政府过去两年将最低工资上调29%,将法人税最高税率提高至25%,并实施周52小时工作制等,强行推进削弱市场活力的收入主导增长,给实体经济造成负担。此外,韩国银行在2017年11月(1.25%→1.50%)和去年11月(1.50%→1.75%)两次上调基准利率。相当于在景气收缩期推出了令景气进一步下行的政策,这也成为投资指标和就业指标去年急剧恶化的原因。
同时,根据Statistics Korea“支撑上行期直至景气高点前夕的是建筑业景气”的分析,有观点认为,由于政府强化房地产管制,建筑业景气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放缓,也与此相关。政府在2017年8月推出了包含指定投机过热地区等高强度管制的“8·2房地产对策”,此后又接连出台9·13对策等各种管制措施。首尔大学经济系教授金昭英指出:“对外因素固然存在,但劳动政策和反投资政策也助推了景气进一步下行。”
与此同时,政府解释称,去年和今年通过编制追加更正预算等扩张性财政推动了景气提振。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宏观经济室长金成泰表示:“从2017年起放松财政,起到了缓冲作用。”但不少人指出,政府增加的明年预算中三分之一是福利支出,扩大的是义务性支出而非实质性的景气提振,财政乘数效应因此下降。高丽大学经济系教授姜成振强调:“景气高点确定后本应进行提振,但财政投资用于增加公务员和扩大福利等,并非实质性的提振政策”,“现政府认为通过收入主导增长能激活景气,但结果适得其反”。
尤其是,对外条件恶化虽是全球共同现象,但相比美国、日本等,韩国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这被解读为还叠加了造船、钢铁等主力产业急剧萎缩的结构性问题。也有较高忧虑认为,除非转向制造业高附加值化,否则可能重演制造强国此前经历的危机。中小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金光熙表示:“如同过去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的情形,韩国制造业也处于下行阶段”,“若不能以新的商业模式实现增长、实体经济不能反弹,未来10年左右将更加艰难”。
关键在于目前已持续24个月、为历史第三长的第11轮循环期收缩期将延续到何时。若到明年2月景气仍无法反弹,下行期将超过历史最长的第6轮循环期的29个月(1996年3月至1998年8月)。对L型长期萧条的担忧声音也在升高。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有意见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后先行指数的先行性大幅弱化,同时景气循环的波动幅度也大为缩小,事先预判景气循环高点与低点并据此实施政策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对景气阶段的解读也需要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