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既非拥核论者也非脱核论者,而是分析公用事业行业的分析师。在谈及韩国电力产业之前,因深知对能源转型政策的反对如何表达、政府如何回应,故先作此说明。
韩国电力公社于2016年12月缩减累进档次,实际上下调了住宅用电价。2018年夏季以“临时折扣”为条件缩减了累进档次,并在今年夏季开始前决定将其常态化的费率变更。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电力供需管理。就一天来看,电力需求白天高、深夜低。就全年来看,7、8月和1、2月为高峰。为避免停电而供应超过峰值需求的电力,电力基本处于供应过剩状态,而按全年峰值需求形态来看,供应过剩程度会加剧。为减少低效,需要降低峰值需求,引导电力需求形态趋于平缓。然而在三年间却两次实施了刺激白天峰值需求的累进制放宽。是否能摆脱“populism”的批评令人质疑。
第二,与培育新的电力生态系统背道而驰。政府一直在谈培育电力新产业。为此,须先建立可预测的价格体系,使民营企业能够进入批发零售市场展开竞争。但政府发布智能电网振兴政策已有10年,现实是至今连住宅用分时段差别费率都未能实施。尽管如此,却作出了降低需求集中的白天时段实质费率的累进制放宽决定。
第三,电价运营原则同样令人质疑。政府决定将累进制折扣常态化之后,出现了媒体聚光灯转向韩电董事会的罕见情形。原因是有人指出,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却表决下调电价,可能构成背信。事实上,这类争议可归因于更大的原则即电价决定。电价决定存在明确原则:韩国电力公社每年核算总括成本,在需要调整费率时,将电价修订案经董事会表决后向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申请批准。电价自2007年1月至2013年11月共上调九次,此后未有变更,仅有通过两次累进制放宽带来的间接降价。尽管推测2018年和2019年显然存在涨价因素,却没有任何说明。韩电官网公开的电价成本信息,目前最新的仍是2017年“预算”口径的电价成本信息。
据英国能源集团BP发布的数据,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3.5%,而韩国却反而增加2.4%。这是在全球政策协同课题碳减排上逆行的数据。韩国煤电装机容量从2014年底的27GW(吉瓦)增至2018年8月的37GW,另有5.2GW在建、计划于2021~2023年竣工,2.1GW待建。现政府与执政前的承诺不同,在2017年底第八次长期电力供需计划中纳入了多个民资煤电厂建设计划。韩国电力公社煤电机组利用率在2010年代初曾超过90%,2018年降至74.3%,2019年第二季度降至57.5%。若政府不舍不得烟煤个别消费税税收,就应减少煤炭消费。然而却反而在增建煤电厂,低效加剧显而易见。在着力推进的新再生能源领域,新再生能源供应证书(REC)价格从2018年5月的11万韩元跌破2019年7月底的6万韩元线。政府须在年底发布第九次长期电力供需计划。若坚持将构建环境友好型发电结构作为政策首要课题,电力供需低效与韩国电力公社收支恶化很可能加剧。希望为后代着想,集中智慧于积极管理峰值需求、少建电厂。
韩国电力公社股票的PBR(股价与净资产之比)仅为0.25倍。这远低于清算价值,意味着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估值极为吝啬。原因应是对摇摆不定的电价运营原则的失望。公用事业板块凭借稳定业绩,在降低波动性的股票组合中本应有其作用,但在韩国并不适用。需要资金时发行债券即可,因此对大股东政府而言股价下跌或许无关紧要。毕竟2000年代初因PBR仅0.6倍成为问题而告吹的电力产业民营化,眼下也不会重新推进。但韩国代表性国企成为所谓韩国股市“韩国折价”的典型案例,这一事实恐非小事。期待政策当局有所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