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8 | 송영규 기자

[新南方探寻] 应从出口多元化转向培育零部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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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失衡过度导致风险加大

与其利用低工资进行制造业投资

更应有效衔接技术转移与扩散

需强化培育内需市场的通商基础设施

随着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美中贸易争端扩大,经由中国迂回进入美国市场的基础正变得不稳定。加之近期日本又出台出口管制措施,对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强化与作为新兴市场崛起的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此前,随着美中通商摩擦加剧、大国间战略竞争与安全矛盾深化,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大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印度等主要新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ASEAN也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日的印太战略之间展开均衡外交,并一致强调ASEAN的中心作用。因为无论是印太还是一带一路,不被迫做出选择,而是根据国家利益与需要参与并扩大地区合作,才是重要的。从这一点看,以美中平衡为重心的ASEAN外交战略与新南方政策相契合。

ASEAN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地区,去年贸易规模达1598亿美元。政府以到2020年与ASEAN贸易规模达2000亿美元为目标,除现有的韩国—ASEAN自由贸易协定(FTA)外,还积极推进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双边FTA谈判。韩国企业投资不断扩大,旅游及人员交流也剧增,去年相互访问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

考虑到与ASEAN的分工关系,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预计将持续扩大。然而在韩国韩国大法院就强制征用作出赔偿判决后,安倍晋三政权推出对韩出口管制这一经济报复措施,动摇了韩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内分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本正与美国一道推进印太战略以对抗中国,同时也通过改善中日关系和三方合作强化对ASEAN的支援。今后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内生产网络中,预计韩日之间将展开激烈竞争。

为应对这一局面,迫切需要与ASEAN构建互惠、面向未来的共赢经济合作基础。首先应使连接作为“下一个中国”崛起的东盟与印度的价值链多元化,并强化产业合作基础。贸易顺差达400亿美元的东南亚对韩国而言是会下金蛋的市场,但若贸易失衡过度持续,贸易及投资风险将上升。特别是越南,随着韩国企业投资集中于电气、电子行业,两国贸易规模大幅扩大,但对韩贸易逆差不断累积,成为通商摩擦的一个因素。要化解这一问题,必须强化两国产业合作基础,建立有效的技术转移体系。与单纯利用低工资劳动力、以边际产业为中心的投资相比,更有必要扩大零部件材料产业投资,提高当地附加值率。

为此,比单纯的出口多元化战略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育零部件材料产业强化生产网络,积极扩大合作基础。不应安于过度顺差的结构,而应制定积极支援ASEAN改善产业及贸易结构的方案。

此前进入东南亚的韩国企业大多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为重点,将ASEAN市场作为进军美国或欧洲市场的迂回出口基地,但今后有必要转向符合东南亚市场成长潜力与内需市场扩大的市场开拓型投资。应在东南亚有效衔接零部件材料产业培育与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技术转移、扩散,并为扩大内需市场强化通商基础设施。

东南亚主要国家对新增长动力和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的新合作基础扩大抱有极大兴趣。以数据经济、人工智能(AI)、生物健康等主要合作项目为基础,韩国中小企业或基于信息技术(IT)的多种业务均可进入。

然而区域内发展差距成为制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属先行国家,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为中低收入国家,缅甸、老挝、柬埔寨仍停留在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越南随着外国投资激增已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制造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左右,人均国民收入也仅为2500美元水平。工资水平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进入内需市场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服务、金融、流通市场等内需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因此应通过基于新增长动力的投资以及面向内需市场的通商基础设施,积极谋求签署双边FTA。

下周文在寅总统将出访东南亚三国。此行旨在迎接韩国—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0周年,推动11月在釜山举行的韩国—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和韩国—湄公河首脑会议取得成功。当前需要讨论缓解东盟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实质性合作方案,并对包括泰国以及老挝、缅甸等快速成长的湄公河流域国家制定系统、综合的支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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