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一直通过每五年制定的《能源利用合理化基本计划》推进能效政策,但在带动民间提升效率方面困难较大。因此,如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做法,亟需转向以激励为基础的直接能效目标管理。
作为产业部门具有代表性的需求抑制措施,虽然通过排放权交易制(ETS)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但在高耗能企业的效率管理上显现出局限。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26日数据,企业应对ETS的方式中购买排放权占44%,多于减排投资(33%)。这意味着企业宁愿花钱也要多用,由于缺乏直接减排所需的效率提升投资激励,企业通过购买排放权或减少产量来应对温室气体管制。其后依次为减产(28%)和其他(13%)。
德国、美国同时运行ETS与效率目标管理,带动企业积极参与。德国2012年在产业界与政府之间设定单位能耗改善目标(约每年1.3%),达成目标时减免90%的能源税。结果,约8200家全部签约企业在2016年超额完成了节能目标(5.25%)。
在建筑部门,有评价认为对既有建筑缺乏系统的效率评价体系,导致业主提升效率的动力不足。美国强制要求使用既有建筑评价体系(ESPM),并将优秀建筑认证为“能源之星”建筑。
尤其是基于高效产品激励机制不足的认识,政府决定每年从效率优秀等级产品中评选出最佳能效家电,并向消费者返还购买价的一定比例(10%)。此外,将分阶段上调最低效率标准,使荧光灯于2027年退出市场。这是因为有必要结合技术与环境变化,重新整备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能耗效率等级制和待机功耗降低制度等。德国为扩大高效家电市场,运行“政府—制造商—销售商—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协约“领跑者制度”,预计到2020年最多减少130万吨二氧化碳(CO2)温室气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