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讲的是一个名叫华盛顿的男人。但不是乔治·华盛顿,而是沿用他名字的奴隶哈里·华盛顿。
他曾尝试逃亡一次,但被抓回。哈里在弗农山庄为主人照料马匹。后来第二次逃亡成功的他加入英军,参与镇压由其主人所率领的叛军。
两个华盛顿,确实是个两难。一个追求个人的解放,另一个追求国家的独立。
笔者是通过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尔·莱波雷的名著《这些真理:美国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了解到哈里·华盛顿的。书的前半部分浸满了奴隶的鲜血。反复的反叛与惩罚、绞刑与火刑、斩首的记录几乎占据了前半部的全部。
当时的奴隶制与此前不同,并非什么特别之事。在南方部分州,奴隶制在经济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煤炭对西弗吉尼亚、石油对得克萨斯一样。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甚至无法想象没有奴隶制的情形。
对美国白人而言,种族主义与奴隶制是潜伏在我们文化水面之下的极其重要的遗产。数代之间,美国人毫无抵触地接受了《飘(Gone with the Wind)》中对奴隶制的美化与赞颂。在同名电影中扮演女主角奥哈拉的忠心女仆普里西的黑人女演员蝴蝶·麦昆一阵慌乱地说:“哎呀思嘉小姐,我对生孩子的事一点也不懂。”(麦昆后来在64岁时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
《飘》获得了十项奥斯卡奖。但在当下,笔者恐怕无法再若无其事地观看这部电影。
新一代学者直视了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真正弊害。这种彻底从普通人视角审视的历史,被科尔盖特大学的罗伯特·加兰称为《历史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History)》。
如此,我们最近更多地了解到奴隶制在宝贵共和国的形成过程与巨大财富的创造中所承担的重大作用。(雷曼兄弟、乔治敦大学等)相当多的美国企业与机构因奴隶制度获取了惊人利润,棉花与糖产业完全是奴隶劳动力造就的产物。
莱波雷所写的书不属于“历史的另一面”这一范畴。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他人物一样,他们的奴隶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数十名奴隶从华盛顿的弗农山庄和杰斐逊的蒙蒂塞洛逃走。他们逃向英军营地或北方。战争末期,30名奴隶朝英军布防的战线逃亡,其中15人在途中死亡。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港,想要登上英军长艇的奴隶们拼命跳入海水。据莱波雷记述:“他们抓住拥挤船只的舷边,试图登船。”“他们不肯后退,英军便砍断了抓住船舷的奴隶们的手指。”
笔者是历史迷。曾在正规课程进度之前就把历史教科书整本读完的笔者,在12岁前就已读完以重建时代为舞台的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尽管如此,笔者对小说《飘》中描写的奴隶们幸福的模样却全然没有留意。事实上,1950年代小学时期,笔者被教导说大部分奴隶实际上生活得很幸福。
美国独立革命本身就是对奴隶制的大胆挑战。如果人人生而平等,其中一部分人怎么会成为奴隶呢。杰斐逊与华盛顿等一些人直到去世仍拥有奴隶。而另一些人则早早承认了自己无法容忍的伪善,释放了奴隶。贵格会教徒也大胆谴责奴隶制度。宾夕法尼亚的发明家与贤者(曾一度拥有奴隶的)本·富兰克林成为了废奴主义者。
我们与历史是何种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就是我们至今所做的一切本来的样子。
必须承认,在历史表层之下仅一铲之处便埋着奴隶制,而如今种族主义依然到处弥漫。种族主义如霉菌一般,牢牢附着在历史的地表之上。
我们需要积极运用意为“既是……又是……”的便利连接词“and”。我们既是奴隶主又是废奴主义者,既把人私有化为财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曾邪恶,同时又极为良善。而现在,我们内心至极的“善”应当补偿“恶”。
笔者反对赔偿这一概念,但我们确实欠下了巨大的债:不是欠钱,而是欠对历史的认知——我们今日的模样是由奴隶制和两个华盛顿所塑造的,其中一人是奴隶,另一人是奴隶主,但他们都是美国人,这样的历史认识正是我们所欠的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