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7 | 송영규 기자

[新南方观察] 强化对东盟合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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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失衡过度令风险加大

与其利用低工资进行制造业投资

不如有效对接技术转移与扩散

强化培育内需市场的通商基础设施

随着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借道中国进军美国市场的基础正变得不稳定。加之近期日本又出台出口管制措施,对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与作为新兴市场崛起的东南亚国家强化合作基础,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此前,随着美中通商摩擦激化、大国间战略竞争与安全矛盾加深,韩国政府一直积极努力扩大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印度等主要新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ASEAN也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日的印太战略之间展开平衡外交,并一致强调ASEAN的中心作用。因为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一带一路”,不被迫做出选择、根据国家利益与需要参与并扩大区域合作才是关键。从这一点看,以美中平衡为重心的ASEAN外交战略与新南方政策相契合。

ASEAN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地区,去年贸易规模达1598亿美元。政府以到2020年与ASEAN贸易规模达到2000亿美元为目标,除现有的韩国—ASEAN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外,还在积极推进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双边FTA谈判。韩国企业投资扩大,旅游及人员交流也剧增,去年相互往来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

考虑到与ASEAN的分工关系,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预计将持续扩大。然而在韩国韩国大法院就强制征用作出赔偿判决后,安倍晋三政权采取了对韩出口管制这一经济报复措施,动摇着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与区域分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虽与美国一同推进印太战略以抗衡中国,但也通过改善中日关系和三角合作强化对ASEAN的支援。今后在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生产网络中,韩日之间的激烈竞争亦可预见。

为应对这一局面,迫切需要与ASEAN构建互惠、面向未来的共赢经济合作基础。首先应使连接作为“下一个中国”崛起的东盟与印度的价值链多元化,并强化产业合作基础。贸易顺差达400亿美元的东南亚对韩国而言是产金蛋的市场,但若过度的贸易失衡持续,贸易及投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越南,随着韩国企业投资集中于电气、电子行业,两国贸易规模大幅扩大,但对韩贸易逆差不断累积,成为通商摩擦的一个因素。要化解这一问题,须强化两国产业合作基础并建立有效的技术转移体系。比起单纯利用低工资劳动力、以边际产业为中心的投资,更有必要扩大零部件材料产业投资,提高当地附加值率。

为此,比单纯的出口多元化战略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育零部件材料产业强化生产网络,积极扩大合作基础。不应安于过度的顺差结构,而应制定积极支援ASEAN产业及贸易结构改善的方案。

此前进军东南亚的韩国企业大多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为重点,将ASEAN市场作为进军美国或欧洲市场的迂回出口基地,但今后有必要转向符合东南亚市场成长潜力与内需市场扩大的市场开拓型投资。应在东南亚有效对接零部件材料产业培育与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技术转移、扩散,并为扩大内需市场强化通商基础设施。

东南亚主要国家对新成长动力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的新合作基础扩大抱有极大兴趣。以数据经济、人工智能(AI)、生物健康等主要合作项目为基础,韩国中小企业或以信息技术(IT)为基础的多样业务均可进入。

然而区域内发展差距成为制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属先行国家,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为中低收入国家,缅甸、老挝、柬埔寨仍停留在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越南随着外国投资剧增已从最不发达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制造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人均国民收入也仅为2500美元左右。工资水平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进军内需市场仍存在诸多制约。服务、金融、流通市场等内需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因此应通过基于新成长动力的投资以及面向内需市场的通商基础设施,积极谋求签订双边FTA。

下周文在寅总统将出访东南亚三国。此行旨在迎接韩国—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0周年,为11月在釜山举行的韩国—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及韩国—湄公河首脑会议的成功举办作准备。当前需要讨论缓解东盟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实质性合作方案,并对包括泰国在内的老挝、缅甸等快速成长的湄公河流域国家制定系统、综合的支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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