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3 | 김희원 기자

没有指挥中枢的招生名额缩减,或成地方大学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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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确定下一轮大学评价的方向为不人为削减大学招生名额、而是交由大学自主决定,该政策的影响力由此备受关注。

也有声音指出,在学龄人口大幅减少的背景下,政府在削减招生名额方面的“控制塔”功能可能受限,因此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十分迫切。

政府的大学评价“基本能力诊断评价”将从2021年起改为自主评价,由大学自行选择是否参与,且诊断结果不与人为削减招生名额挂钩。若不参与诊断,将无法参与面向大学的一般财政支持项目,各类特殊目的财政支持项目的参与也会受到部分限制,但不会中断国家奖学金、学费贷款支持等,与此前的低等级大学有所区别。

取而代之,教育部决定强化学生招满率、教员配备率等评价指标,引导大学自主进行人员调整。目前大学评价指标中,新生、在校生等学生招满率指标在75分满分中占10分(13.3%),从2021年起将提高至100分满分中的20分(20%)。专任教员配备率的分值以四年制大学为准,也将从现行10分上调至15分(15%)。

这是对此前将大学评价与招生名额调整挂钩基调的急转弯。此前朴槿惠政府于2014年公布大学结构改革推进计划,宣布到2022年通过三个周期的评价,第一周期(2015~207年)4万人、第二周期(2018~2020年)5万人、第三周期(20201~2023年)7万人,合计削减16万人,约为当时大学招生名额的三分之一。但只有第一周期削减4万人按计划实现,政权更替后到2021年仅计划削减约1万余人。

之所以迫切需要削减招生名额,是因为学龄人口的减少势头不容乐观。若维持2018学年度大学招生名额(约49万7000人),在初二学生参加的2024学年度招生考试中,大学招生名额将比根据高三学生、复读生等各类高考统计数值推算的可入学人数(37万3000人)多出近12万4000人。要防止出现倒挂现象,就需要像5年前的削减方案那样再削减12万余人。此外,18岁学龄人口预计将从2024学年度的43万385人减少到2037学年度的32万7000人,再减少约10万人,与此相关的可入学人数也很可能持续减少。

需要削减招生名额的另一个原因是,1995年金泳三政府的大学自主化政策“5·31教育改革”使大学规模急剧扩张。当时大学由登记制改为申报制,包括52所普通大学在内,共有107所大学雨后春笋般出现。1995年为49万8250人的大学招生名额,7年后的2002年激增16万人至65万6783人,达到顶峰。考虑到1995年的大学招生名额与现在水平相近,可以说从参与政府至今持续的削减招生名额基调,就是化解5·31教育改革弊端的过程。

教育界认为,鉴于此前与大学支持项目挂钩的评价指标变化引领了整个大学社会的变化,本次指标分值上调也将延续削减招生名额的基调。但持续有人指出,让大学自主削减人员的政策变化反而可能给大学社会带来副作用。也就是说,只有作为招生名额政策失败主角的政府承担高等教育整体责任,在充足的预算支持下中长期推进与学龄人口减少相衔接的名额削减,才能防止削减过程中出现的反作用。

大学教授工会筹备委员长方孝源(中央大学教授)表示:“由于把指标基准的35%放在教员和学生招满率上,将会有大学接连自缚其颈”,“如果在没有政府长期规划的情况下推进关校和人员调整,已被逼至极限的大学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全国民主化教授协议会最近也批评称:“一边说名额削减交由自主,一边又要强化招满率评价,地方大学将首先陷入困境”,“这是在诱导大学竞争、同时逃避政策失败责任的伎俩。”

还有分析认为,在招生困难的地区,名额削减会更为急剧地推进,从而对“地区间均衡”造成不良影响。据钟路学院天空教育统计,在本次2020学年度招生考试中,18岁学龄人口低于当地大学招生名额的市道有忠南、大田、忠北、江原、釜山、庆北等6个,比去年增加4个。今年忠南的高三学生仅为大学招生名额的77%,明年釜山这一数值将降至82%左右。相反,京畿、大邱、济州、庆南、全南等地高三学生人数比招生名额多出约50%,尚未进入可感知的危机区间。如果不在当地名额已经超过学龄人口的地区推出吸引其他地区学生的激励措施,就不能排除结构调整加速、名额削减出现地区差异的可能性。政府也表示将考虑教育条件差距,按5个区域差别化引入评价指标的满分标准,但有人指出,为让名额较为宽裕的地区率先削减而设定不同标准也过于勉强。

一位教育界人士表示:“本应由政府主导的紧迫名额调整若交由民间,考虑到韩国大多数大学为私立的结构,很难排除出现副作用的可能性”,“缺乏控制塔的削减可能使地方大学危机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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