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需要‘先福利、后增税’的战略。因为只有国民先切实感受到福利扩大的效果,才会产生愿意为此承担费用的认识。”
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统筹与协调机构,社会保障委员会的一位民间委员在强调政府‘免费、普惠福利’政策必要性时如此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应先扩大待遇,而关于费用的讨论暂且推后——这位委员的逻辑反映了青瓦台和政府内部的主流气氛。该委员会委员长由国务总理担任,副委员长由韩国企划财政部、教育部、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担任。实际上,我国公共社会福利支出规模(10.4%、2016年)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对扩大福利这一方向本身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少。
但问题在于,我国是世界上低出生率与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而全球低增长格局正在成为‘新常态’。对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阶段的我国而言,高速增长期积累的资金和待遇由当代人享受、费用却转给未来一代的问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
典型例子就是韩国国民年金。由于急速老龄化,积累金耗尽的时点正在提前,但政界和政府反而只提出了增加支出的方案。政府在去年年末提交国会的国民年金改革方案中提议,作为‘缴纳金额’的费率每5年仅上调1个百分点,而作为‘发放金额’的收入替代率则一次性上调5~10个百分点。在此情形下,已提前至2057年的积累金枯竭时点将进一步提前,而积累金耗尽后未来一代需缴纳的费率将在40年后急升至30%左右。部分市民团体主张的国库支援,也只有向未来一代征收更多税款才可能实现。即便如此,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及国会的讨论也毫无进展,只在原地空转。
国民年金‘生育积分’也是如此。政府方案中包含对第一个孩子给予6个月生育积分、第二个孩子12个月、第三个孩子起各18个月的内容。这是低出生率对策的一部分,但这里同样缺少费用讨论。据国会预算政策处测算,即便维持现行制度,到2050年所需财政也将超过1万亿韩元(国民年金基金70%+国库30%)。若政府扩大生育积分成为现实,则年均还需额外4205亿韩元。由于老龄化导致连发放给老龄年金领取者的给付都捉襟见肘,国民年金制度改善委员会建议至少应增加国库支援,但该内容被排除在政府方案之外。预算政策处指出:“现行积分制度的支援方式存在较大的代际公平性问题隐忧,即待遇由当代人享受、费用由未来一代负担。”
健康保险的情况也没有不同。随着通过将非给付项目纳入给付来提高健康保险保障性的‘文在寅医保’实施,健保基金去年在8年后转为赤字。政府表示到2023年将为此投入41万亿5862万亿韩元,并强调财源可通过上调费率和扩大国库支援来填补。政府原计划每年上调3.2%的费率,但遭到劳动界和使用者等的强烈抵制,今年6月健康保险政策审议委员会首次被推迟,下次能否召开也不确定。专家们担忧,照此下去,积累了40年的健保基金可能在2026年枯竭的预测将成为现实,并指出此后健保只能在没有余量的情况下依靠未来一代的保费来运营。
能源政策也在朝着加重未来一代负担的方向狂奔。有分析认为,随着政府的脱核电基调导致韩国电力公社业绩恶化严重,明年4月总选后上调电费的可能性很高。直到2017年每季度还实现数万亿韩元营业利润的韩电,去年录得2080亿韩元营业亏损,在6年后转为赤字,今年上半年又录得9285亿韩元营业亏损。这是因为以发电单价高昂的液化天然气(LNG)和新再生能源替代核电、提高其比重,导致财务状况恶化。
这在政府宣布要降低廉价的核电和煤炭比重、提高昂贵的LNG和新再生能源依赖度时就已可预见。除上调电费外,几乎没有妥当办法打破当前局面,但面对政府‘先过去再说’的消极态度,专家们批评称“这不过是朝三暮四”。因为越是推迟,未来的涨幅只会越大。首尔大学教授安相勋指出:“政策所需的费用总要有人来承担,但如今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没有共识、没有验证的情况下,悄悄把负担的话题藏了起来。”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斥责称:“‘先福利、后增税’是给未来子孙留下过重负担的不负责任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