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启动出口管制已过去一个半月。上月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光刻胶、氟聚酰亚胺、蚀刻气体这3项半导体、显示器相关核心材料对韩国出口的原有综合出口许可改为单独出口许可;7日又公布将韩国从战略物资出口管理制度运营的“白名单”国家中剔除。针对日本如此突然且单方面的举措,我国国民正广泛开展抵制运动和“No 安倍”示威等。此前以刺激反日情绪的情绪化方式应对的韩国政府,也在12日宣布将日本从“白名单”国家中剔除。
安倍政权究竟为何采取这样的举措?对此已有众多观点提出,但都难免被批评为“盲人摸象”。直接来看,这似乎是对去年10月韩国韩国大法院就日本企业对强制征用受害者作出赔偿判决的报复措施,但其背后有着复杂得多的心思。只有了解日本的意图,才能找出恰当的应对方案。目前已显露的日本意图大致可分析为三点。第一,出于凝聚支持势力的政治动机而开始“打压韩国”。第二,通过重塑历史问题来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谋求成为“正常国家”。第三,抱着在技术霸权争夺中彻底压制韩国的意图而启动出口管制。
对于这种复合内含政治、历史、经济动机的日本出口管制,我们应如何应对?此前我国政府的应对,似乎并非在准确把握日本意图后采取的。一连串发言仿佛在鼓励一场新的独立运动。然而,即便政治上可能获得成功,经济上因不确定性增加而扩大损失看来难以避免。
尽管对症下药本是理所当然,但就本次问题,却以难以明确查明原因为由,导致处方杂乱无章。我们想要什么也不明确。是想要日本撤回出口管制,还是想要日本真诚道歉,是想要安倍政权倒台,还是想通过“克日”重新确立新关系,都不清楚。
通过两国首脑会晤得出外交解决方案最为理想,但以当前气氛来看并不容易。美国的调停被认为最具实际效果,但只要政策当局者抱着我们会成为“全球傻瓜”的想法,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期待。
在内部,正在讨论借此机会为降低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对日依赖度,改善中小企业研发(R&D)支援体系,并将企业生态转向共生型。这同样不是一朝一夕能成之事。以局部谈论整体,以及主张我们几乎毫无损失、只有日本会遭受逆风,都无异于煽动。有必要认真倾听日本经济侵略特别委员会副委员长梁香子强调“现场声音”而非“理论”的话。若当前局面持续下去,企业的“脱韩国”将会加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若对企业的认识未转变、制度未改善,空谈“民族的底力”毫无意义。
在外部,正在准备就日本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并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揭示日本不当性的工作。我国政府打出的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tit for tat)”的对等应对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报复。在理性思考并不能带来最佳结果的“囚徒困境”中,摆脱困境的最佳策略是:当这一博弈反复进行时,对初次相遇的对方选择合作,而从第二次相遇起,将对方在上一次相遇中所作的选择照样回报给对方。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是曾经背叛过的对方,只要再次伸出合作之手,也会予以合作。若将对日本出口管制的应对局限于经济问题,韩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宽裕,因此可以考虑福岛核电站污染水、东京奥运会、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等多种应对牌。但无论使用哪张牌,都不应忘记最终目标是促成两国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