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清凉店镇宝鲜兰村的农场鸡,脚上戴着计步器。它们是中国第二大电商企业京东委托养殖的所谓“跑步鸡”。在放养状态下每天走1万步、100天累计跑满100万步以上的鸡,由京东以市场价的3倍以上收购,并通过自有线上渠道销售。这项2016年启动的业务,至今已售出跑步鸡共13万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通过销售跑步鸡,武邑县543户家庭摆脱了贫困”。
# 7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福建省寿宁县一位村民、祝贺其脱贫的信件内容。习近平在信中表示,“过去30年的努力使这个村落面貌一新,取得了巨大成果”,“这提醒我们,即使力量微小,只要坚持不懈也能成功”。这封信是在北戴河举行兼具休假性质的领导层会晤期间发出的,由此凸显出习近平重视农村的形象。
通过京东、阿里巴巴等信息技术(IT)企业的积极参与,智慧农业正在中国扩散。中国以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实现意味着中产阶层社会的所谓“小康社会”为目标,正加快解决以脱贫为核心的“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为此,当局正以智慧农业为旗帜推进各类项目,而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对此反应积极。对互联网企业而言,既可借农村商品在电子商务中打造新的产品组合,另一方面农村本身也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
对智慧农业最为关注的IT企业是京东。在中国电商市场略逊于阿里巴巴的京东,很早便在农村寻找出路。京东农村业务的代表性案例正是“跑步鸡”。
京东启动名为跑步鸡的养鸡业务,源于消费者对中国农产品的不信任。在中国,普遍在堪称“鸡工厂”的严苛密集环境中养鸡,而京东判断若采用放养,在营养价值与安全性方面能获得良好反响。但问题在于消费者无法辨别是否真为放养鸡。为此,京东在鸡脚上安装计步器并与互联网联通,扫描计步器即可清楚显示鸡的运动量。此后京东将跑步鸡产品上架自家网上商城,凭借京东的信誉获得了消费者的爆发式反响。
此后,京东在跑步鸡成功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在湖中自由放养的“游水鸭”。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植物工厂式智慧农场,并开展利用无人机进行农作物防治作业的先驱性业务。集这些于一体的,是去年在江苏省泗洪县以“荷花村”为名建设的复合生态田园村。京东以荷花为主题,在该村打造种植、旅游、住宿、休闲等复合生态体系,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还建成了城市居民可以体验的旅游地。
京东如此领先,中国国内第一大电商企业阿里巴巴自然不会坐视。阿里巴巴正在打造“淘宝村”。淘宝村是农民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一种互联网创业集群,因利用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淘宝”而得名。农村居民通过它不仅能销售自己的农作物,还能反向购买城市的商品。
农村与IT企业的结合,据说以网易打造的“花猪”为最早。中国代表性门户网站网易于2011年在浙江省安吉县引入了利用IT实现高端化、专业化的名为“花猪”的智慧养猪模式,并通过网易的流通网络销售该猪肉,尝试与农村共生。
在中国,京东或阿里巴巴等对农村的投资,是以企业响应政府积极推进的“脱贫攻坚”运动的方式展开的。京东等推进项目的农村,在中国国内也属相对落后和贫困的地区。中国在实现小康社会之前设定了到2020年贫困人口归零的目标,而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自不必说。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正在催促企业向“贫困农村”投资。此前习近平致信福建省一个村庄祝贺脱贫,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当然,企业也有利可图。在城市流通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可以在农村找到出路。除了获取优质农产品供应城市之外,还可期待农村本身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
无论哪个国家,相比城市,农村都存在相对低增长的困境。在中国,这被称为“三农问题”。三农是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合称。简单说,就是农村的贫困与农民的贫穷问题。特别是中国经历40年改革开放,城市实现急速增长,而农村仍未摆脱深度萎靡。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剧,以及集体所有制带来的生产率低下,是主要原因。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以2017年为准,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2万元,仅为城市的36.9%。即农民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当然,中国政府并非没有努力。2月,中国通过今年的共产党一号文件强调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中国最重要政策方向的一号文件,已连续16年聚焦农村问题。在本次文件中,当局表明了“要在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进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等8个方面着力”的意志。
不过,中国的农村问题因根本性障碍而难以解决。那就是农业核心手段——土地所有权问题。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大幅提升遥不可及。在中国,土地全部归国有。总体而言,中国这个国家对城市与农村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在土地国有化形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城市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但可以通过“使用权”的方式自由流通或使用。在中国,有人买房意味着取得房屋的使用权。
相反,农村土地采取国有的变形形式“集体所有”。即土地由当地农民集体共同拥有。因此,农村土地只有拥有当地户口(相当于韩国的户籍)的农民才能经营。这意味着资本家大规模购买农地办农场从根本上被阻断。据说,某位农民若想把“承包经营权”卖给外地人,需要当地全体农民同意。
承包是阻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国特有经营形态。该制度以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革命性举动为起点。此前农村土地实行共同所有并共同耕作、共同分配的集体主义体系,当时小岗村农民以承包制之名打破了共同耕作与共同分配体制。即耕作自己承担的土地后,将收益的一定部分交给称为集体的农村集团,其余各自留存。这种承包经营体系随即扩散至全国,此后不仅农村产量大幅增加,还带来了中国整体改革开放的扩散。
问题在于,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体系基本仍停留在当时出现的承包经营权水平。农村土地依然由村民委员会等农村集团共同所有,农民租用后各自耕种。封闭的各农村集团不仅禁止城市居民进入,也禁止其他农村集体成员进入,因此外部资本没有投资空间。专家认为,在“脱贫攻坚”之名下,中国农村条件将提升到一定水平,但要培育出与韩国或西方发达国家同等的农业竞争力,局限性十分明显。
京东这样的IT企业在农村依然只是外来者。农村集团之所以向京东销售,是因为对方高价收购农作物,而非合作伙伴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无法放弃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振兴农村只能停留在“半拉子”。一位研究中国农业的大学教授解释称,“以农民这一户口身份、集体所有与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体系,是抑制中国农村活力的根本且最重要的原因”。/驻北京特派记者 chsm@sedaily.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