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启动劳动创新的时候了。1848年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所界定的“镰刀与锤子”式劳动概念,已无法涵纳平台劳动者、零工经济(gig economy)等数字化劳动环境。
在固定场所工作若干小时的时间与空间概念正在被打破。继18世纪末的工业社会(劳动1.0)、19世纪后期的大规模生产(劳动2.0)、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劳动3.0)之后,强调灵活性的劳动4.0时代正在展开。世界级学者雅克·阿塔利上月10日(当地时间)在法国巴黎其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诊断称:“我不认同数字时代某些职业将永久消失的说法”,“并不是职业消失,而是劳动的内容与形式发生变化”。他在谈到韩国社会时指出:“需要形成一种支持企业和年轻一代持续保持非常独特创造力的氛围”,“应当营造自由而富有创意的劳动环境”。事实上,仅在韩国,通过社交网络服务(SNS)等接单提供服务的平台劳动者就达54万人,占全部就业者的2%。劳动现场如此快速变化,但我国工会的思维方式、现实判断以及政府的应对却停留在过去。首先,既得利益工会必须改变。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我国劳动生产率为每小时34.3美元,仅为OECD平均水平(48.1美元)的70%。加入两大总工会的10%人群,应当体恤其余90%的泪水与叹息。不应只顾自身利益,而应积极推动弹性工作制、选择性工时制的扩大。高丽大学教授朴志淳强调:“国家该做的不是一刀切地管制工时,而是研究保障自主与灵活性的方案。”
教育政策也必须随劳动环境变化而升级。英国今年6月推出“国家再教育计划”,面向因无人化而面临岗位消失风险较大的从业者提供再就业与技能培训支持。亚马逊决定未来6年投入7亿美元(8000亿韩元)对10万名员工进行再培训。以数量攻势为主的现金福利应转向以劳动为前提的福利(workfare)。若不反映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而沉溺于争取选票的现金福利,财政将难以承受。应密切关注芬兰中止基本收入制度、把体系改造为以劳动为前提的福利这一做法。未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劳动基准法》《派遣法》等劳动相关法律也需要修订。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所有行业实行派遣劳动或不设限制。韩国则禁止制造业领域的人力派遣,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为提升产业竞争力而推进工业4.0的德国,正在推行经济、教育等相关部门与工会共同参与的劳动4.0政策。檀国大学教授金泰基建议:“如果因政治逻辑而在劳动市场创新上犹豫不决,就无法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韩国企划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应全部参与,尽快制定韩国版劳动4.0总体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