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31 | 황정원 기자

[创刊特别投稿]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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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原因。”这是被改编成众多电影和话剧、打动人心的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不朽名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这句浓缩了当时社会现象、描绘充满矛盾与虚荣的19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各色人物群像的句子,已超越文学,被广泛引用于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可以解读为“国家繁荣之路大多相似,而走向衰退之路各不相同”。

政府仍未放弃2%区间增长率这一希望之绳,但在目前状态下若无划时代的处方,今年恐将迎来1%增长率时代。若果真如此,这将是自启动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以来,继经历全球性萧条和极度政治混乱的1980年的-1.7%、经历外汇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的1998年的-5.5%和2009年的0.8%增长之后,第四次出现1%区间以下的增长。前三次是外部冲击巨大的结果,而今年韩国经济走向下坡,政策失败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凭借全球分工结构的红利和稳固的人口结构轻松实现了高增长,但这些正面因素如今正变成负面的回旋镖。旺盛地进行经济活动和消费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中国推进以消费为中心扩充内需基础、缩减民间部门杠杆等质量型增长战略,使在对华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韩国中间产品出口亮起红灯。

主力产业的危险信号在文在寅政府成立前就已开始,却未能妥善应对。据韩国银行企业经营分析,制造业销售额2014年建国以来首次同比减少1.6%,并在半导体特需出现之前的2016年之前持续了三年的减少趋势。今年一季度制造业销售额也同比减少3.7%。当然主因是半导体行业景气低迷,但对制造业负增长可能再次发生的忧虑声高涨。作为经济支柱的出口因全球半导体萧条等原因,自去年12月起连续8个月减少。

政府迟来地提出了“制造业复兴愿景”,即将制造业附加值率从目前的25%提升至30%,将生产额中新产业、新品种比重从16%提高至30%,将世界一流企业扩大两倍以上,从而跃升为“世界四大制造强国(以出口规模为准)”。但制造业振兴战略并非靠政府宣言就能实现。众所周知,凭页岩开采实现能源独立的美国正在打破东北亚制造业基地化和海湾能源基地化这一全球分工格局的两大支柱,各国政府都在为各自求生的时代做准备。在此背景下,拥有能源依赖度高的制造业的韩国,若不缜密考虑能源地缘政治变动、不思考能源安全,能否成为制造强国?

如今韩国经济不仅在家庭消费这一需求层面,在企业生产率这一供给层面也处于严峻状况。在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变化之中,正是应将国家力量集中于如何提高供给部门生产率、维持企业竞争力的时候。然而,监管改革、劳动改革、不良企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改编都只是口头热闹,无一实现。推行政策时闹得好像没有这项政策就不行,一旦过去便不再理会,政策的事后评估极为薄弱。现在也不算晚,为预防非本意的政策失败,应将美国、英国等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决定”宣布为政府运营的重要原则。

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指出,只有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市场扩大,才能既有增长也有分配。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因此必须兼顾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包容性地加以制定。为此必须以多种来源的资料为基础活用最佳证据,并以政策执行成果为基础进行学习、再反映到政策制定中,具备这样的反馈系统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应针对创新竞争所导致的岗位流动建立可靠的社会安全网并强化教育培训。对政策失败归咎于前政权或列举各种不同理由,是通向经济衰退之路。繁荣国家的成功要素都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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