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被搁置在国会近100天的追加更正预算案的通过急切期待。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近期表示:“追加预算的效果关键在于执行时机,而我们正在错过黄金时间”,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语气仿佛只要追加预算获通过,困难的经济状况就会立刻缓解。但首尔经济研究员们一致表示:“巨大的经济范式正在发生变化,而我们却只抱住像追加预算这样能显示短期成效的权宜之计”,“对经济体系整体的改革以及向市场经济、亲企业方向的政策转变迫在眉睫”。
政府数年前就已认识到主力产业竞争力下降和挖掘新增长动力这一韩国经济的核心课题。但对根本解法——监管改革和扩大劳动市场灵活性却视而不见,只一味通过增加财政岗位来包装“就业数字”。随着以数字平台为中心的劳动者增加,现实中岗位的概念已经改变,但韩国的劳动市场和法律体系仍停留在1970年代。一边说创造新产业十万火急,一边在与现有产业的利益调整、监管改革冲突中却看不到政府的身影。对依靠超低利率和政府支援勉强存活的僵尸企业的结构调整讨论,也早已消失。
依赖追加预算等财政,只抱住“打补丁式”短期成效
第四次产业带来经济范式变化…“亲企业”转向迫在眉睫
困于70年代思维的劳动市场,“提高灵活性”是当务之急
◇财政支撑的1.1%增长=对于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反弹至1.1%,首尔经济研究员们的评价并不高。淑明女子大学教授姜仁洙表示:“民间对增长的贡献度为负,是政府提前执行财政拉高了增长率的结果”,“很难视为景气恢复活力的信号”。西江大学教授李仁实也指出:“若没有财政支出,这个数字不可能出现”,“问题不在季度增长率,而是对结构性课题如何应对毫无愿景”。政府仅上半年就支出了今年财政的65.4%,以历史最高执行率成功拉高了季度增长率,但这不过是“表面功夫”,批评之声不断。
对于政府作为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应对之策而强调的追加预算,研究员们也表示“只是权宜之计”。姜教授表示:“指标低迷,追加预算现在做也比不做好”,但同时指出:“不能像只要做追加预算所有问题都能解决那样,把它误导成‘唯一解法’”。
共同的指摘是,政府和执政党主张以增加财政支出作为提振民间活力的引水,这本身是矛盾的。汉城大学教授金相奉指出:“仅看第二季度增长率,政府消费增速就是民间消费的三倍”,“政府过于庞大,有很多应交给民间”。李教授也强调:“民间支出的乘数效应更高,政府代替民间花钱来刺激景气,是不合逻辑的”。
对政界不分执政在野把经济政策拖入政治议题的批评也大量涌现。正如在景气放缓或日本出口管制的应对案例中所见,本应彻底区分的经济问题被为刺激选票而政治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提高声调表示:“政界为自身利益不断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妥协空间也在缩小”,“对过去的失策,执政党和在野党都需要反省”。
◇“没有理由在国内投资”=政府为克服投资低迷正在推进临时性税制支援和扩大预算等,但这并非根本对策。首尔大学教授安东炫指出:“监管有只保护既有经营者的副作用,因此除放宽监管外别无他策”,“但所有人一致要求放开的服务业监管却完全没有松动”。他接着指出:“对在创新中被淘汰的人,应从社会保障层面切入,但政府却视其为‘受害者’,用善恶逻辑来处理,导致创新缺乏激励”。政府近期为保护出租车业界,要求“Tada”等出行企业缴纳贡献金以用于出租车减车。
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李东根强调:“如今投资上不去,是因为企业因不友好的经营环境、劳动与环境监管等而不愿投资”,“若要提振投资意愿,整体经济政策必须转向市场经济和亲企业”。首尔大学教授金昭英也表示:“投资是看5~10年做的,仅靠短期支援很难大幅改变决策”,“必须营造市场友好环境,使企业看到收益性而投资”。
首尔经济研究员们把劳动市场改革列为最根本的课题。李教授表示:“劳动的概念本身正在变化,而我们只是在修修改改基于1970年代劳动状况制定的《劳动基准法》”,“改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或低就业率,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也是当务之急”。意即目前就业的灵活性与安定性两者都低。姜教授反问:“对企业而言,必须综合考虑事业性、劳动成本、监管、经营权环境等后才有投资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让企业在国内投资,谁会做呢?”
◇“国家债务管理政策也要同步推进”=在韩国银行先行下调基准利率的情况下,专家们一方面认为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对其效果打了问号。因为以韩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看,即使放出更多资金,也难以确信会转化为投资、消费这样的生产性支出,可视为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金昭英教授表示:“韩国的降息效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李院长则表示:“并不是降低利率投资就会增加的局面。因为企业环境本身已经萎缩”。
也有警告称,若宽松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结合导致国家债务增加,担心增税的经济主体会增加储蓄而非消费,从而使景气活力进一步下降。意即应以日本的先例为鉴,精细地推进国家债务管理政策。李教授强调:“现在即使降息也只是债务增加”,“在以低利率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支出时,必须连国民的反应一并考虑,将货币、财政、债务管理政策一起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