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30 | 송영규 기자

[时论] 以业绩为主的监管改革所带来的错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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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7日,经济副总理洪楠基表示:“我与英国财政大臣会面并介绍了监管沙盒,对方对韩国比英国更广泛地引入监管沙盒感到惊讶”,对韩国的监管改革成果给予自我评价。

从信息通信技术(ICT)监管沙盒实施半年的情况看,这种“自我称赞”也可以理解。就ICT监管而言,从定量成果看,共受理76件申请,处理了45件(实证特例与临时许可18件,快速处理27件)。半年取得59%的成果,难免会有此类自夸。但问题在于,无论企业还是国民都感受不到这种成果。专家群体同样对“59%的成果”并无触动。

对监管改革的苦思并非始于今日,也无进步与保守之分。金泳三政府曾试图通过“监管实名制”公开引入监管的官员姓名。卢武铉政府引入了“监管日落制”,即所有新设或强化的监管在存续期限届满后自动废止。李明博政府以“拔电线杆”为象征推进监管改革,结果却适得其反,监管数量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

就连朴槿惠政府也使用了监管是“必须打碎的癌块”这种战斗性措辞,但结果同样如此。文在寅政府亦引入监管沙盒等新词推进废除监管,但成效不大。就此而言,监管改革既不是进步与保守那样的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过去与现在的问题。废除监管是大韩民国未来的问题,也是时代性课题。

那么,为何仍会出现洪楠基副总理这类官员的认知?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以业绩为中心的监管改革所带来的错视效应。若半年内民营企业所提出监管中的59%被废除或暂缓适用,这无疑是惊人的成果。但这一数字忽略了质的层面,即对国民经济效益最大、最具前瞻性且产业参与者已准备就绪的产业的漠视。代表性的就是共享车辆、大数据、生物医药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产业。

例如拼车获得超过70%的国民支持,大企业乃至初创企业都已在开展这项业务。此外,共享车辆正超越单纯的载客运输,进化为如亚马逊那样的物流公司。但政府和国会却以将拼车绑定在出租车这一旧产业治理结构之下的“退化性”政策草草收场。即便70%的国民支持,拼车仍行不通,原因在于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选举中把出租车行业变成敌人都会不利。一旦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集体抵抗便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因此谁都不去触碰他们的既得利益。如此一来,监管改革不可能实现。

第二是因为改革以次要监管为主,而非真正有效果、经济冲击和影响较大的监管。英国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意义重大,因为它改革了对国民经济波及效应巨大的金融部门,并打开了金融科技这一重要的产业突破口。但当前政府的监管改革并不包含这类对国家经济有意义且重要的改革。

不久前政府决定将7个地方自治团体指定为监管自由特区。获批特区包括江原的数字健康护理、忠北的智能安全、庆北的下一代电池回收等7个地区与项目。在既远离市场也远离企业的地区,靠这种放宽监管能否吸引企业、市场能否形成,令人不得不担忧。令人担心的是,此次选定或许不是监管自由特区,而是“预算自由特区”,即成为地方自治团体从政府争取预算的又一个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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